高收益债券(HYB),又称垃圾债券,是指评级较低(标准普尔评级中低于BBB级,穆迪评级中低于Baa级)收益率比国债和高评级债券更高的债券,其发行期限一般在5到10年。而在我国,目前一般界定评级在AA-级以下的债券为高收益债,高收益债券与高评级债券的最大区别就是违约风险和风险溢价较高。经过近两年的发展,我国债券余额托管量占GDP的比重大幅提高,我国的债券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债券市场目前发展不均衡,高等级债券发展较快,低信用高收益债券却发展比较滞后,投资者参与度低,而高收益债券是活跃资本市场及发挥其功能不可或缺的证券载体,亦是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品种,因此,研究高收益债券在我国的发展及其风险,不管是对监管层、政策制定者还是投资者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围绕着目前我国债券市场最受关注的债券品种展开,从高收益债券的发展入手,最后的落脚点是高收益债券的风险研究,通过本文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高收益债券还在孕育之中,文章的写作时点正值我国高收益债券发行试点的时间窗口,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高收益债预计年来有可能推出,美国包括欧洲的高收益债券市场较为发达,全球80%以上的高收益债券分布在美国和欧洲,美国的高收益债券年均发行规模占公司债的15%,而且其交易活跃,日均交易占公司债的25%,高收益债券的交易相比投资级的债券交易更显活跃,高收益债券的发展和经济环境息息相关,推出高收益债券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对美国高收益债券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收益债券在经济衰退时往往有较高的违约率,据统计,近30年来美国高收益债券的违约率平均在4.28%左右,本文第一章所述的我国高收益债券正是基于这个经验值,对我国利差超过4.28%的AA-级企业债和公司债券进行了描述。从研究思路上来说,本文在全面了解国内外高收益债券发展的前提下,分析了高收益债券的风险,并对其系统性风险进行实证分析,对我们所选的几个常用宏观经济指标与高收益债券的利率之间进行协整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接着本文实证分析了中间传导变量短期利率、长期利率以及股票市场(假设股票市场能反应整个宏观经济对权益市场的影响)对高收益债券利率的解释度,发现,2011年6月以前系统性风险对我国高收益债券的解释度在85%左右。2011年6月以后这一解释度下降到了40%,而同期系统性风险对我国AAA级企业债的解释度在86%,对美国BBB级高收益债券解释度在92%,说明去年城投债风波过后,市场对AA-级以下债券索取更高的溢价,非系统性风险加大。本文将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管理,引用的风险管理工具是目前我国正处在仿真阶段的国债期货,并根据国债期货模拟合约进行情景案例分析,主要分析了通过国债期货对债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两种不同的对冲风险管理。发行人可以通过国债期货对冲利率上升而带来的额外财务成本,同时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国债期货在利率上升阶段获得平稳的高收益。在信用风险的管理中,本文利用一个简单的Z模型对高收益债券的非系统性分析进行识别,从案例分析中我们看到,山东海龙在发行之初的破产率极高,企业发债存在道德风险,因此本文的风险管理可以总结为对冲系统性风险,甄别非系统性风险。本文共分为六章节：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意义,文献综述,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以及文章写作框架,第二章对我国的高收益债券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并对高收益债券在我国发展的潜在优势进行了分析。第三章主要对高收益债券在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相关的概述,主要是美国的高收益债券的发展情况,包括美国高收益债券的发行规模、发现期限、信用分布以及美国高收益债券的投资主体。第四章主要是关于高收益债券的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和度量方法,第五章的前部分是对高收益债券的定性实证,后半部分是对高收益债券的定量分析部分,主要是对高收益债券的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实证研究,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宏观经济变量对高收益债利率影响,并考虑到投资者对经济指标前瞻性,选用宏观经济往高收益债券利率传导的中间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系统性风险之后,本文将对这一风险进行管理的案例分析,根据CAPM理论得到的B来确定对冲头寸,在本章中我们选择了国债期货作为对冲工具,在附录中将对国债期货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对发行主体及投资者进行两类情景案例分析,本章的第三节是对高收益债券的信用风险的识别进行简单的模型构造和案例分析,最后一节是在前实证和对冲研究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高收益债券的利差进行分解,第六章是总结部分,首先对本文分析中得到的相关结论进行总结,发展高收益债券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对我国发展高收益债券提出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