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伊始,新民谣的横空出世掀起了一股文化运动。其虽保留了西方摇滚乐的反叛精神,但却广泛吸纳了我国传统民间音乐演唱技巧、古典诗词与方言等本土艺术元素,不失为一种对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民族身份战略。此外,相较于一般流行音乐仅承担无所附着的文化消费功能,新民谣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效应。新民谣的文本议题更倾心于建构后现代消费语境与城市空间中底层小人物的生存镜像与情感迷思。个人理想与情爱欲望,乡土记忆与都市化生存交错而生的“漂”情绪,以及基于日常生活的现实反思,均于其中被淋漓呈现。此外,诗意性的文学表达与地方化的怀旧格调,大大拓宽了其审美维度。戏谑性的讽刺艺术与越轨式的流氓话语,又体现了其作为青年亚文化所持有的抵抗风格。诞生之初,新民谣一直以口碑传播的方式在地下蔓延。然而,近年来大陆商业流行音乐新人新歌短缺,自媒体技术为草根独立音乐人赋权。具有议程设置功能的电视音乐综艺,联动虚拟社区中的新媒体传播,再加上置身于户外音乐节等空间中的现场演绎,共同组成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民谣传播的全新形态。随着《贤良》、《南山南》以及《成都》等歌曲的爆红,原创小众新民谣开启了大众化的征途。新民谣成为了以城市中、低产阶级为主的受众群体借以反抗主流文化与寻求身份认同的载体,文本的挪用与置换又赋予了他们参与式的游戏快感,由是,新民谣掀起了一场亚群体的狂欢。然而,在狂欢背后,“神曲”渐起,诸多小众新民谣却依旧冷门。少数“大众化”的新民谣逐渐承受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商业收编,泛青春化的文本叙事也遭遇些许文化不适。新民谣亟需在文本、机构以及受众三个方向做出努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