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唐宋诗歌中的女性意象和丑怪意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两类意象在诗歌中的密度和“意”的变化的分析,讨论诗歌是如何由唐音转向宋调的。第一章是对女性意象的研究,分别以高唐神女、宫怨诗的代表班婕妤、王昭君、陈阿娇、普通咏妇诗中的丑妇、老妇、健妇、孝女以及妓女等四类女性意象群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意象密度看,在宋诗中具有情爱象征意味的神女、妓女意象比唐诗中稀疏许多,具有刚健意味的丑妇、老妇、健妇和孝女的意象则大量出现。从意象中“意”的表现看,高唐神女由“爱情女神”向具有高华姿态、以仁心普济众生的华阳夫人的转型特别明显;宫怨诗中的宫女们则多从个人的哀怨中解脱出来,转变成重气节、在命运面前具有主动精神的刚强女性;而在咏妓诗中妓人的意象更是抛弃了柔情蜜意的意味,向文人化、忠义化发展开去。总的来说宋代诗人对女性的关注从美貌转向德行,这使得宋诗中出现的女性意象与唐诗中的女性意象相比有了较大转变,这种转变对诗歌风格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女性意象诗歌中还能看到关于作者群的两个特点,一是宋诗作者拥有唐诗作者少见的自省精神,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借女性意象对士大夫阶级的自我批判上,二是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典型宋诗作者在意象选择上更偏向对丑妇、老妇、健妇等女性意象的运用。第二章是对诗歌中出现的丑怪意象的研究。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并对先唐丑怪意象在文学中的出现做简单回溯。接下来主体部分把丑怪意象分成“常态的丑怪意象”(即事物在常态下不能引起人的美感)和“变态的丑怪意象”(即正常事物的扭曲化)两大类进行讨论。在唐代,常态的丑怪意象多出现在以梵志诗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佛教文学中,士大夫诗中丑怪意象的频现多产生在安史之乱以后,其中革新精神、贬谪和佛教的影响甚巨,这些意象普遍唤起人们不快的情绪。相对而言,宋诗中的丑怪意象则表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以其作为真实生活的再现,二是以丑怪意象为对象进行说理,诗人们对丑怪意象的情感倾向趋向平易和缓。在接下来的变态意象研究中,对疾病意象的讨论借助了巴赫金对话理论,分析宋人如何继承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唐代诗人对疾病的描写并对他们进行超越,宋人们摆脱宗教和世俗的安慰,转向通过对内在之道的追求从疾病中获得更高自由。在对枯病之物意象研究的一节中,通过对病鹤、破屋、枯木、枯荷、丑石等意象的分析,可以看到宋代文人心态和审美风尚的转变。第三节主要借用沃林格的批评理论讨论在党争环境下晚唐以及宋代咏病诗出现的“抽象”风格特征。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分析丑怪意象大量涌入宋诗的原因。从思想上看,它与新儒家理一分殊、民胞物与以及静观论的提出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受到庄禅的影响;从诗人对诗歌的认识看,除了对前代开创道路的继承和创新意识外,主要是宋人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诗言情、诗言志转变为诗达意,丑怪意象很难唤起人愉快的感情和高尚之志,却为诗达意提供了新材料。本文第三章是总结性的一章,由于女性意象和丑怪意象在诗歌中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所以从对这两组意象群的分析可以看出宋诗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情感上对悲哀的扬弃,二是风格上从阴柔美到阳刚美的转变。第一个特征的出现,宋代新儒家的乐观主义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宋代士大夫倡导的文人人格坚韧性功不可没,第二个特征主要藉由宋诗中崇高的道德感、理性精神以及刚性精神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