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全球贸易投资下降。2018年美中贸易战全面爆发,两国贸易关系恶化,经贸往来停滞。值得关注的是,此番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已不局限于货物贸易,还波及到知识产权、计算机及电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贸易领域。货物贸易摩擦裹挟着服务贸易摩擦,使生产性服务贸易成为重灾区。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统计,过去十年中,美中之间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占服务贸易总额的47%至70%。在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中,中国以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生产性服务输出为主,而美国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输出为主。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结构性差异决定了制裁对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限制作用的基本格局。因此,本文梳理美国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制裁措施,探究其对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限制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决定了服务贸易制裁措施无法采用关税或配额等传统指标衡量,借鉴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运用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作为服务贸易制裁措施的代理变量。以美中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为被解释变量、两国STRI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双对数模型,分析美国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制裁及其对两国的限制作用。主要内容包括:（1）界定生产性服务贸易、贸易制裁的定义及内涵,梳理了有关基础理论并对美国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制裁的限制作用进行理论分析,确定本文的基本论调。（2）从总体情况、结构状况、竞争性及互补性三个方面整体分析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现状,发现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再系统梳理了美国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制裁措施,借助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对美国生产性服务市场开放度进行量化分析。（3）结合现有文献,在可获得数据基础之上,构建多元时间序列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以后构建误差修正模型,从总体及行业两个层面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在1%显著性水平下,核心解释变量美国STRI系数值为负且通过了检验,证实美国STRI对于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有着显著限制作用。（4）为中国应对美国制裁和促进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第一,贸易谈判与理性反制并行;第二,推动货物贸易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第三,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第四,深化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本文创新之处在于:（1）学界关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研究较少聚焦贸易制裁层面。本文从中观层面归纳出美国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制裁的特点,丰富了关于美中贸易摩擦的研究。（2）本文使用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来衡量美国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制裁给美国生产性服务市场开放度的影响。试图从政策角度来评估生产性服务贸易制裁的强度,深化了外贸开放度理论研究。（3）研究美国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制裁及其对两国的限制作用并提出相应对策,有助于明确对两国危害大小和加强中国应对策略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