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最后二十多年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上掀起了城市化浪潮，城市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成为一个国家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在此期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城市化不仅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借鉴，而且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现实源泉。因此，本文的理论目标，一是充分挖掘和理解马克思的城乡分工理论，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提供理论服务；二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用新的社会历史事实来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考察马克思城乡分工理论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来源。社会分工、城乡关系和城市化是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进入近代西欧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的，思想家们关于城乡分工、商品社会、市民社会的观点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促使马克思认识到城乡分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为马克思剖析现代城市文明的经济社会结构提供了哲学方法论的借鉴；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对现代城乡分工弊端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为马克思批判性地考察城乡关系提供了未来的向度。马克思在批判性地继承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他对城乡分工的具体、历史的认识。第二章梳理马克思的城乡分工理论，论证城乡分工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马克思从西方中世纪以来城乡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论述表明，单就城市或农村任何一方都无法说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西方的城市化是通过城乡分工和城乡对立而开辟发展道路的。其次，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将城市和城乡分工纳入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语境中，说明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生产力的空间存在形式。城市的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城市和乡村的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要根据整个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来确定，这是马克思说古代是“城市乡村化”而现代是“乡村城市化”的深层理论依据。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现代的“乡村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原动力的社会转型过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客观要求，是一个变传统的乡村文明为现代的城市文明的自然历史进程。第三章是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城乡分工。本章以西方历史上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城乡分工为参照，阐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对城乡分工造成重重制约，并且越到封建社会晚期越明显。这些制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秦汉以来的自然经济框架下的土地买卖，它是资本的地产化，是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它把资本转化为土地再生产的条件，而不是把土地转化为资本再生产的条件。二是自秦汉以来的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强有力控制，导致城市的工商业基础和市民阶级皆先天不足，城市在城乡关系中是薄弱环节，因而城乡分工从根本上说是很有限的。三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家庭结合在明清时期愈加强化，但它不再是传统理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商业化了的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生产的商业化虽然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市镇化发展，但它基于生产在农村的扩散和小农家庭的密集劳动力的投入，缺乏生产的技术革新。这三个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城乡关系自其定型后少有改变的原因。因此，城乡关系可以透视中国的“未转型”之谜。鸦片战争后，中国才被迫走上了社会结构变化的历程。第四章论述了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新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后，通过实行改革开放真正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并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中国城市化发展有两个重要维度——农村城镇化和大城市化，由此构成“内生型”和“外生型”两股合力，共同推动了广阔的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国城市化水平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没有遭遇第三世界常见的边缘化、无家可归、贫民窟等综合症，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合理性。农村城镇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脱贫的步伐，比较平稳地解决了城市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资本与地产、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使城市化成为一个城市和农村共同变革的进程。中国的农村城镇化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乡村城市化”的要旨是紧密相扣的，它抓住了乡村就地转化为城镇和城市发展两个环节，这对于有着广大农村腹地和庞大农民群体的中国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中国的城市化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现代转型的成功表明，落后国家可以不必效法西方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阵痛，而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