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乡村叙事”在二十世纪中国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影响力相比，中国的“城市叙事”却一直未能与之颉颃。即便在上世纪末中国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的社会背景下，“城市书写”似乎也未能取得与经济发展比肩的成绩，但优秀的城市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与民族现代与否的重要标尺。在此背景中，探讨什么是好的城市文学/叙事，显得特别重要。
　　基于历史与社会处境的某种相似性，结合个人的阅读兴趣，论文选取了四部后发现代国家与地区的城市文学作品进行个案探讨，尝试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中讨论“一座城市如何得到书写”这一问题。V.S.奈保尔的《米格尔街》通过对大量底层普通个体的独特叙事，来呈现米格尔街这一空间环境给人的命运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帕慕克·奥尔罕的非虚构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则是通过作者的凝视目光与城市漫游，展现城市中人的历史与当下；西西的《我城》通过对其笔下香港七十年代年轻人、中年人以及幻想中人的分析，讨论“想象”之于城市文学书写的重要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型审美体验；金宇澄的《繁花》则是借助言语的力量，通过双线的叙事和市井化表达，思考城市中个人的命运如何与时代和历史融为一体。
　　在对四个不同案例的分析中，本文认为，城市叙事的优秀与否，不在于描绘一座无人的城市，而在于描绘一座有人的城市，呈现在特定现代文明空间中人的命运，有时文学对城市的书写，甚至能超越社会学的观察，体现出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为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城市写作的局限与短板，对于开拓中国城市文学的思想视野也有不容小觑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