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化与翻译的关联,不少中外翻译理论家和有经验的译者都十分关注并作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王佐良先生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提出了译者的文化意识问题。他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面对的则是‘两片大文化’。”谭载喜教授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某段文字的了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有关文化的了解。”谢天振教授在他的著作《翻译研究新视野》中准确地把握了当代国际译学研究的最新趋势,提出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而其突破中的第三大突破就是“从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审视翻译”,两大转向之二是“翻译的文化转向”。1990年,由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比利时学者安得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的出版,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在翻译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此,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字的对比,不再局限于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并逐渐进人了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 然而,文化是一个涉及面极其广泛的大范畴,而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和其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全面探讨文化与翻译关系的不现实性。本文拟从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这一新视角,从一个切面上来探讨文化与翻译的互动关系。 本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分析了文学翻译的特点,指出了创造性和叛逆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不可避免性。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其根本特点是把原作引入到一个原作者没有料到的接受环境,并改变了原作者最初赋予作品的样式。为了加深读者对“创造性叛逆”的了解,作者还简要引述了中西学者对这一现象的评述。 第二章分析了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及其表现。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可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两大类。其具体表现为个性化翻译误译 漏译 节译和编译等。 第三章具体用实例分析了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这为第五章探讨文化与翻译的互动关系打下了基础。 第四章作者对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作了简要梳理和回顾,介绍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而在翻译活动出现文化转向之后,文化翻译被普遍认为是翻译研究的中心,因此作者继而对中外文化翻译研究也做了概述。在本章末尾作者指出前人的研究多从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与翻译的关系,却很少有人从翻译的角度去研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