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作为一种新的著述体裁形成于19世纪下半期的欧洲。19世纪西方文学史主流采用的是把文学创作活动及作品的资料与其他历史因素相联系的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中国于20世纪初随着大学设置文学史课程开始编写文学史教材。而外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从一开始就与西方思想、文学观念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体现了中国人在新旧知识的冲突中对西方文化思想、教育体制和研究范式的接纳。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与知识体系的变化，与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文学革命的提倡、国家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与利用都有无法分割的关系，反映了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学理论的互动。本论文考察了中国(暂限大陆)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史，追溯其编写体制及指导思想的形成及演变，把外国文学史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著述形式，探究其中折射的我国文学界思想界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并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中具体作家、思潮、流派的评介的研究，探究其中反映的我国对外国文学思想的接受。 大体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917年—1949年，我国第一本西方文学史是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原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西方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此阶段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为数不多，普及性的外国文学史倒不少，主要的编写者有沈雁冰和郑振铎。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史编写，还不具备学术意义上的探究的努力，而是被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视为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第二阶段是1949年—1976年。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是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由于国家的政治手段干涉太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编写不可避免地带上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从客观上说，作为我国建国后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它的起点较高，代表了当时外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第三阶段是1977年—2000年。这一阶段以1985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文学史编写还不能摆脱建国以后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第二个阶段开始，我国的外国文学史编写呈现多元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