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选学的价值长期不被看重,主要缘于清儒对明代学风的偏见。近年来,研究的新气象仅仅局限在版本源流及出版传播方面,缺乏独立、全面、体系化的论著。本人的博士论文意图以明代选学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文选学史和明代思潮这个纵横相依的坐标中,切实地从梳理、研读明代选学著作入手,运用版本目录、历代文论、诗文鉴赏、心理分析、艺术批评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尽可能系统化的、全面的研究。希望能够通过五章七个部分,论述明代《文选》学在出版、传播、教育普及、大众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与贡献,以此证明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以及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期中的地位。本章论述删述本的指南性以及明代的出版与传播对它的影响。明人的《文选》删述本是在删削李善和五臣两大注本的基础上加上己意增述而成的简注本。其删述理念是只求认知,不求细解,注重简明快捷地占有信息,偏重疏通文意的注释形式。因此,得以保留的注释大多是五臣注,少量留存的李善注也被简化、俗化,学术性大受削弱。明代选学重视五臣注,表现出时代性格对注释性格的选择。传统注本向删述本的转变实质上代表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过渡,商业性浓厚。从知识、思想的社会接受史来看,是指南性、普及型的大众读物,构成社会文化的底色,推动人类普遍知识水平的发展。据此对明代《文选》删述本及其同类出版物作出新的价值认定。明代《文选》删述本的版式往往注、评一体,与评点本多有重合。删述者(或者是出版者)对注评的职能具有明确的分工意识,并在出版过程中有意识地以约定俗成的版式表达甚至决定职能,以至于评和注的某些内容很难区分。另一方面,注释文本和评点文本二者的交集——导读内容显示了注与评的共生状态,这一状态打破了单向性、体制化的阐释模式,与版式对二者职能的分工,从不同的维度共同证明了大众传媒力量的强大。从传播与接受的互动这个角度,解读有明一代衍生于经典的、具有大众读本性质的出版物,是适应时代特征的研究方法。选本的去取标准是选家其时代的折射镜。此章将选本的选文情况和选诗情况分别论述。文章选本首先利用分类、调序、更名等方式调整昭明旧集的文体设置,重新建构文体间的逻辑框架,表现出对有序性及其逻辑支点的重视。其次,删选标准迎合明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各选本的应制性程度有别,表明明代《文选》选本存在实用型和学术型之分,分别对应和服务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这一分工暗藏着对原典的尊重。文章选本对原典的应制性改造面临民间文风与政令要求之间的矛盾,士子的双重身份使得这一改造成为为应制又反应制的悖论。基于原典又回归原典的定位赋予选本以传统的皈依者和大众文化的唱和者的角色。选本修正原典有三：调序原典目录,展现异于清人成见的学术敏感和体例的严密性；以不再阔大的时代格局和纤秀自赏的时代心理重塑原典；以动态的史学眼光实现选篇的系统化。诗歌选本以《诗经》为尊,否定《文选》原典的四言诗体,推崇汉魏之作,进而反藻饰、反玄言,批评六朝文风。尊重前代经典诗评对诗人主导风格的认定和推崇,去取标准在“优’不在“全”。诗歌选本恪守原典时代的传统观点,没能形成自己的文学观念和理论体系。体例方面的新思考包括：建立以时代为次的新目序；简化文体分类；组诗删法。明代《文选》广续本是有明一代在《昭明文选》的基础上进行增广续收的本子,原典对广续本的影响和广续本对原典的再创造形成互动的关系。广续本在文道问题上以不纠结、不苛辨的态度显示明人融通潇洒又不乏游戏的智慧,较之于宋、元二代《文选》广续本的重道倾向,更贴近原典“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去取标准,并对明代复古思潮的不同派别分别作出反应。广续本通过增加乐府诗、远古作品和史、子散文的比重补充原典,彰显明人博杂的学风,使得原典和广续本分别侧重于“选”和“集”。这根源于二者编纂目的上的差别：垂范性与资料性。文体变革或是通过体目删减与合并精简文体设置、改善体例编排,或是通过体目增加和序化分类实现文体分类的体系化。元代陈仁子《文选补遗》的文体思想在文体学色彩、体目随篇名而设、一体仅录一人之作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明代的《文选》广续本。广续本中的诗歌单行本。从研究对象来界定,可以分为专收古诗和专收律诗两大类。古诗广续本或尊朱子诗教,或尊昭明原典,或尊七子复古思想。但在“以《三百篇》为宗”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诗歌广续本的编纂理念普遍受到朱子诗教的影响,但也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自己的艺术标准。广续本中真正的律体诗歌广续本只有杨慎的《选诗外编》和《选诗拾遗》二编,推崇的诗歌风格和收录标准是和谐的声律和深远的古意二者兼备。杨本与胡震亨本《续文选》的诗歌部分在编纂理念上相通,皆欲证明唐诗之盛出于六朝。明代《文选》评点本是明代《文选》研究著述中数量最多、参与者最众、发行量最大同时也最具影响力的一类本子。又因为其成书和出版目的多为迎合市民趣味和士子应制指导的市场化运作,所以也是最能集中反映明代时代特征的一类本子。具体表现有三：一为评点者多才多艺的“杂家,,身份。在评点中打通各艺术门类,以综合眼光来进行文艺批评。二为考据学随评点而来的游戏性质。明代《文选》考据学没有专书,考据内容是为烘托评点效果或阐述说明而设。因此考据在明人这里并不具有独立的学术性质。三为评论文章中的人物、情节时的历史眼光和评论文学元素时的文学史眼光。集评本表现为并列各家观点,信息量大,资料性强。考据性强的评点本则糅合考据的态度和评点的形式,从内部逻辑解构成说,而非借用外部征引来解决问题。文学史眼光表现为复古思潮影响下的源头崇拜意识；从文体特征、表现形式、叙述方式、写作技巧多角度出发的文体意识以及翻案六朝文风侈靡之说。明代商品经济发达,出版业繁荣,士林阶层的重商思想和商业行为在经济发达地区形成气候,推动了晚明经济区域化的走势。明代中后期,出版开始有迹象转化为著述的先决条件。富庶地区士商交融、身份混杂的现象普遍。明代《文选》研究者大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又与出版业关系密切,出版繁荣——地域文化——十商交融这条线索可以勾勒出明代《文选》研究者在明代文化图景下的社会身份。明代文化研究中的辨体意识、明代的复古思潮及其背后自宋末沿袭的疑宋、抑宋之风,对明代《文选》学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