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现实语境中的“媒体审判”(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多重视角解析“媒体审判”之于中国司法的各种可能性影响,并就如何理解这种可能性影响,以及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这些可能影响转化为真实影响的现状,进而就如何协调新闻媒体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做出了探讨。　　 本文追溯了“媒体审判”的渊源,厘清“媒体审判”及相关概念,并罗列了这一现象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相对于司法审判而言,“媒体审判”是一种以比喻的方式描述在司法立案后、终审判决前,新闻媒体通过其公开传播的、有倾向性的新闻报道或评论来明示或暗示案件结果,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引导形成公共舆论,造成舆论压力等外在影响司法裁判的一种传媒现象。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结合近年来发生的20余起对典型重大案件的新闻报道以及新闻媒体形态的演进,对新闻媒体所作出的“媒体审判”的要素做出重新界定:1.主体界定:新闻媒体(既包含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在内的传统媒体,也包括互联网等在内新兴媒体)；2.客体界定:“非自愿社会公众人物”,被报道的对象是易激起民愤或民怜情绪的对象；3.内容界定:新闻报道中为案件定性或定罪；4.时间界定:在诉讼程序中间,即立案以后、结案以前,超越司法程序抢先设定案件基调；5.形式界定:采用用煽情、偏向和倾向性的文字、图片、版面语言等媒体表现形式；6.主观性界定:故意或无意两种(故意指媒体受各方利益驱动有意识地营造有悖于独立司法审判的舆论环境；无意指媒体在无意识、不知情地情况下营造出有悖于独立司法审判的舆论环境)；7.影响界定:(司法人员)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媒体营造的舆论环境中丧失审判的独立性。　　 在中国,“媒体审判”现象存在与否存在争议。主要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观点一认为中国现实状况中存在事实上的“媒体审判”,但媒体只是载体,代表民意的舆论力量和来自于上级法院和其它公权机关的权力的合力才是对司法部门真正起作用的力量；观点二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媒体审判”的土壤即陪审制度,认为“媒体审判”会导致司法不公正,这既无视司法系统本身的运作模式,高估了媒体的影响,低估了法官的判断能力,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媒体作为政府的“喉舌”的性质决定了其有必要对法院的判定结果保持一致。这两种观点中均含有合理内核,但其前提均为假设性,第一种观点假设媒体是一种没有创造力和能动性的“传声筒”,而司法人员则天然对媒体影响力免疫；第二种观点假设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应然为实然,即将“应该如此”替换了“实际如此”。　　 抛开这些争议,论文先从传播学视角、心理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系统描述了媒体对司法各种“可能性”影响,并对比了媒体与司法的异同:在维护社会正义、追求社会公正和权力制衡功能方面,媒体与司法有共同之处；但在功能性质、运行机理和专业精神方面,二者有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媒体对于司法的所有“可能性”影响并非都会转化为“真实性”影响,本文的一个研究重点是从多角度对“媒体审判”现象的中国化问题做出讨论。在司法公开的前提下,中国存在“媒体审判”现象是与司法制度根源、媒体体制根源、现实根源、历史根源、文化根源以及其它一些社会因素密不可分的。文中对中国媒体影响司法的模式和路径,以及作为受众一方的司法人员如何选择性接收、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接纳这些影响做出了探讨。事实上,媒体报道以两种路径影响司法:一是直接影响；二是间接影响。但中国法官亦有对媒体报道的“免疫力”。在中国,法官职业行为准则表现形式要比其他国家的更为复杂,它们是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文件确立起来的,主要国家法律、党的文件、行政法规和规章和法院系统文件。此外,法官还可以凭借自身的道德素质和专业素养抵御媒体影响力。　　 回到“媒体审判”问题的本源,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在一项区分调查人群(普通公众、媒体记者、律师和法官)职业特征、涉及双案例(将跨度超过十年的张金柱案和哈尔滨警察命案做比较研究)的社会调查研究中了解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现状,并剖析中国“媒体审判”问题的深刻因为。这项社会调查所得的关键结论是:一、公众高度关注司法审判,媒体高度关注司法审判,媒体对法官的影响客观存在,且媒体对社会法治进程的影响在加深。二、法官具有职业人群特征,所谓媒体报道对法官的影响为外界所夸大。三、媒体多样化进程加速后,法官人群也是阅读习惯发生改变的人群之一,且网络媒体对司法审判的影响胜于传统媒体。　　 本文独辟一章探讨了新兴的网络媒体对司法审判的影响。网络媒体之所以可以迅速成长为影响司法审判另一种重要力量,其秘密在于,它帮助公众以低成本的方式建立了多重“弱纽带”关系,以几何数量扩展了社会人群之间的交往,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即据此而蔓延。在中国,网络媒体影响力跃进了新阶段,并在以下三方面体现出新特征:营造强大社会舆论；强化公民民主意识；受到执政者空前重视。但与此同时,网络信息的非理性成分与司法中对于理性的要求相背离；网络社会稀释了法官的权威性；而网络信息操纵性又会增加司法甄别的难度:此外,网络媒体弱化了过滤功能。研究中选取了三个因网络媒体高度关注而生成的“媒体审判”样本:1.张金柱案(网络媒体的群起而攻之——网络媒体干预的初级形式)；2.“哈命案”中澄清网络传言(在新旧媒体互动中实现的“媒体审判”——网络媒体干预的递进)3.云南“躲猫猫”事件(网友参与调查——网民从幕后走向前台,网络媒体干预的升华),这三个典型案例代表了司法领域中网络媒体影响力的扩张路线。但网络中所体现的“民意”究竟是否就是现实中真实的“民意”?网络民意究竟可以多大程度地代替现实民意?而中国的司法程序中究竟应该怎样去反映和遵从民意?论文中就上述问题作了探讨,并论及网络媒体所引发的所谓“社会集体焦虑”、“多数人的暴政”和“民粹主义”等问题。　　 本文中以是否具有陪审制度为标准区分域外司法体系的类别,对美英日德四国媒体与司法关系方面的经验做了考察,梳理了西方法院就有关问题的法理和司法思维发展脉络,总结了平衡媒体司法关系的原则和理念。首先,在媒体和司法关系出现冲突时,重心向有利于言论自由倾斜的原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个重要趋势。其次,以当事人的救济权去衡量问题,从媒体与司法之争中超脱出来,是解决媒体与司法冲突的另一种思路。此外,媒体和司法相互指责并无益处,而如果二者搁置争议各自自省,从源头上杜绝不利倾向性,遵循“打扫好自己的屋子”的理念,可以避免直接冲突。在域外经验基础上,论文中探求了如何构建中国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如何权衡、取舍和协调媒体和司法不同的利益和价值,以及如何在媒体的关注下实现中国司法公正的问题。在中国新闻媒体和司法机关冲突的背后,隐含的亦是公民私权利和司法公权力之间的冲突。媒体机构和司法机构均需要正视彼此的存在价值及作用,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运作范围和方式,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一对在动态中力图保持平衡的关系,并努力地在完善立法、健全体制等方面加以探索和改进,进一步消除两者之间的矛盾,实现两种机制的合理化运作和良性互动。为此需要有保证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关系的制度设置和行动框架:一、建立健全新闻采访报道权限的法律法规,从法律规范的层面确立和调整相关机制和制度,但其出发点不是制约媒体的自由度,而是要通过厘清媒体报道和评论的权限来增加司法透明度和公开度,既维护媒体的自由,又保障司法独立运行；二、完善法院的信息发布制度,经验表明,法庭所公开的信息越多,媒体报道的随意性就越小；三、司法须为媒体提供特别保护,只要新闻报道的基本事实存在,行为人没有主观恶意或故意捏造事实诋毁他人人格的情况,即使报道中有轻微失实或者言词不当、技术处理不当等,也应该成为新闻侵权的免责事由。　　 归结下来,媒体对于司法的真正影响力在于它背后所代表的民意,而社会公众通过媒体的新闻报道对于司法领域的表达,往往会包含着改善司法制度所需要的智慧和动力。但如何在司法审判中尊重民意,其历程中却是一个不断被修正的过程。在我国学术界和舆论界有关司法职业化、司法精英化与司法民主化、司法大众化的这场持久争论中,尤其是通过孙志刚案、黄静案、许霆案等特定法律事件暴露出现有法律制度的缺陷中,“协商型司法正义”的尝试应运而生——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在内的草根民众参与到法律事件中,这种与权力部门沟通对话可以加速司法制度革除积弊和废旧立新的速度,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障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应该是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过程的最有意义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