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体制中，“服务贸易原产地”是作为一个基础理论问题而存在的。但在此问题上，由于《服务贸易总协定》文本界定的含糊不清以及争端解决实践的缺位，导致对此问题认定的异常困难。本文主要基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条和第28条以及有关的WTO争端解决报告，对国际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进行了初步探讨。 除前言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在简要分析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服务贸易领域引入原产地规则的必要性，并得出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不能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的结论。 第二章论述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下“服务”的原产地规则问题。首先通过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条第2款有关服务贸易定义的分析，指出“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两种模式下，服务的原产地是通过服务本身的地理界限来识别的，关键在于确定服务提供者的地理位置；而“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模式则是完全以服务提供者的“原产地”代替服务的原产地。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此种定义方式进行分析，并探讨了《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此做法的谈判历史，最后提出沿袭货物贸易领域的“实质性改变标准”，在服务贸易领域引入“实质性投入标准”是不可行的。 第三章探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下“服务提供者”的原产地规则问题。就自然人服务提供者的来源来说，《服务贸易总协定》分采“国籍”与“永久居留权”标准，同时以“居所”为基本连接点；对法人服务提供者的来源则区别一般法人和“商业存在”两种情况分采“准据地法主义＋实质性业务活动”标准和“资本控制说”标准。从WTO有关争端解决相关案例来看，上述标准存在着明显不足。 第四章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有关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的分析。主要对欧共体条约、NAFTA以及CEPA中有关条款进行了探讨，并对CEPA有关“香港法人”的界定进行了重点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