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关于张爱玲的研究层出不穷,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不过,这些成果大多着眼于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很少讨论她的电影剧本。随着张爱玲香港时期的剧本在国内首度结集出版,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这个被忽略、被压抑的世界的全貌。而这被忽略、被压抑的部分呈现出的却是一派喧哗、夸张、怪诞、戏谑、巧合、大团圆等通俗化特点,有的只是无厘头的笑闹、扁平的人物符号和造作的通俗桥段,这与张爱玲苍凉、阴郁、华美的风格大相径庭,呈现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创作样态。基于此,本文选取张爱玲香港时期的电影剧本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如下几个问题：1.交代清楚这些电影剧本的来龙去脉,并结合创作这些剧作的社会环境辨明剧本存在的问题；2.分析这些电影剧本在好莱坞“神经喜剧”的影响下呈现出哪些特点；3.探究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是如何写作电影剧本的,她该怎样弥补小说与电影之间的文体裂隙；4.分析在她的小说世界中已有呈现的上海、香港的双城想象如何变本加厉地影响甚至支配着她的剧本创作,使得她的香港时期的电影与上海时期的电影大异其趣；5.探寻这明显的断裂、变异中,是否还有属于张爱玲的、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存在。本文第一章描述了张爱玲香港时期九个电影剧本的概况,梳理出这些剧本的来龙去脉,分析这些剧本的构思及设置,并对其作了评价。试图将张爱玲香港时期剧本的整体风貌呈现出来。第二章论述了张爱玲香港时期剧本的审美特点：1.封闭式；2.张扬之美；3.“几何点”的时间感。第三章将张爱玲香港时期的剧本放置在其剧本创作的坐标里,比较她香港时期的剧本和上海时期的剧本,发现两者在相同的人物和题材上运用了截然不同处理方法,其香港时期的剧本一反常态的呈现出一派喧哗、夸张、戏谑、巧合、大团圆等通俗化特点,人物形象也被功能化,符号化。第四章试图解释为什么张爱玲在上海时期如此关切人世“哀乐”,香港时期则猝然转向追求笑闹?——即城市文化、语境的改变造就了香港时期的剧本。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论证了香港现代化、商业化的文化生产机制对张爱玲的影响,使得张爱玲的写作并非私人写作,而是在商业运行机制中的签约写作；分析了好莱坞“神经喜剧”对张爱玲电影剧本创作产生的重大影响；对比发现了张爱玲香港时期剧本与上海时期剧本、以及整个创作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并以双城想象的观点解释这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