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发展的整体态势下,很多企业在激烈的资本市场竞争中选择并购重组以保持其自身优势,巩固自身地位,获得长久发展。随着人们对精神文明层次的需求愈加注重,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也进一步增强。随着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出台,文化传媒行业的并购重组活动空前繁荣。然而,由于该行业本身的“轻资产”属性,其在并购活动中往往呈现“高溢价、高业绩承诺、高估值”的“三高”现象,由此产生的商誉规模及商誉减值风险也与日俱增,“业绩变脸”现象频现,相关部门对商誉计量及其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也日趋严格。商誉和商誉减值一直是理论界进行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资本市场监管的重点之一。巨额商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投资人的利益,而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做法可能直接造成企业当期利润损失,进而为企业的后续经营带来风险,不利于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本文借助Wind数据库和文化传媒公司年报中的各项财务信息及数据,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以及案例分析法对文化传媒公司商誉计量及其信息披露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整理并总结了有关商誉初始计量、后续计量以及商誉信息披露方面的有关文献,梳理了其研究发展的脉络,并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协同效应理论以及信息披露理论进行分析;其次结合国内外相关准则对文化传媒行业商誉初始计量、商誉后续计量以及商誉信息披露现状进行概述,并以*ST长城作为具体案例,剖析该公司2014年至2019年经营状况以及整个案例的发展经过,从商誉初始计量、后续计量以及商誉信息披露三方面具体分析*ST长城在商誉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相应的角度为文化传媒公司进行商誉计量及商誉信息披露提出完善建议,最后对本论文进行了总结回顾并提出未来展望。研究结果发现文化传媒公司在商誉计量及其信息披露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在商誉初始计量时,标的资产评估溢价过高,高业绩承诺间接推高商誉估值;在商誉后续计量时,大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计提随意性强,商誉减值测试方法不合理,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问题;同时在信息披露层面,商誉初始合并成本信息、减值测试信息披露不完整。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高估标的资产合并对价,商誉减值测试主观性强,操作难度大,公司治理体制及机制不健全,商誉信息披露缺乏细化条款,监管力度不足,违规成本低。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对文化传媒公司商誉计量及其信息披露提出以下防治建议:合理确定并购标的价格,谨防商誉非正常高估;建立行业评估标准,减少商誉减值自由裁量权;完善公司治理体制及机制,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完善细化相关条款及准则,规范商誉披露的内容与形式;强制信息披露,严惩违法违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