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农业生产相对落后。但是在清统一全国后,云南农业生产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土地交易中使用典当的方式也开始活跃起来,也由此留下了较多的典当契约。这些典当契约中,白契的数量远远多于红契,白契在民众生产生活中的效力并不亚于红契。随着时代的变迁,民国时期红契的数量虽有增加,但总体来看,白契还是民众的普遍选择。民众自有一套完备的典当交易程序是云南典当契约中白契大量存在的原因之一,从问亲到请托与立契,再到回赎与转典、找价与绝卖充分展现了云南典当交易的地域特色以及交易习惯。当然土地交易的进行有赖于土地交易市场的存在,在梳理云南典当交易典物概况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存在于同村和邻村之间交易的比例,发现其要远远大于其他村庄或是更远地区的比例,土地典当交易是在一个以村为中心的小范围内进行的。在以村为中心的小范围内进行的典当交易,参与者自身的权利与义务,更容易受到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的影响。站在现代经济社会的立场来看,出典人与承典人自身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等的,但它却适应了传统社会的需要。在以村落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内,人与人的之间的交往是长期的、互惠的,交易中权利与义务的模糊性,给了土地交易极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使得土地典当交易能够频繁发生,并且灵活应对各种突发状况。除了典当交易双方之外,还有第三方群体的参与,正是由于第三方群体的存在,典当交易从交易出典者与承典者双方,导向了交易出典者、承典者、中人三方关系,这种“三角关系”是契约成功订立的主要原因。典当交易者与第三方群体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成为典当契约内容得以实现的充分保障。在中国,土地对于民众特别是农民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交易者出于成本的考虑,在社会关系网的影响下,选择在以村为中心小范围进行交易,这样的交易更容易受到村中社会关系网的影响。基于此,典当交易在官方的规定以外多了一份人情味,更容易规避了许多交易风险从而促成典当交易。但在地域广大、人口流动频繁、民众彼此陌生的空间之中,这种社会关系网影响下的村级土地市场自然不复存在,这也是典当这种极具“人情”的交易方式,逐渐被人们所抛弃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