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是中国明清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康熙帝对西学,既有兴趣爱好、认真学习的一面,又有借此巩固统治、作为政治工具的一面,北京有为数不少的传教士活动于宫廷。本文试图从清初政治统治的角度入手,就传教士对康熙朝所做贡献作一概述。天主教修会之一耶稣会有参与政治的传统,以扩大受到新教严重打击的天主教会的势力为目的,耶稣会士大多有丰富的知识积累,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康熙时代正值法国崛起、扩张的时期,康熙皇帝因此幸运地得到了一批才学一流的法国耶稣会士。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是顺治朝的人物,但他对康熙朝政治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一是一言鼎定康熙帝的帝位,二是“钦天监案”成为康熙帝亲政的突破口。在剿灭三藩的战争中,主战场湖广、江西等地山水纵横、交通不便,必须以轻便易行、机动性强、杀伤力大的火炮对抗敌人。南怀仁不仅铸造、监制了大量火炮,而且对清朝的火炮进行了革新。17世纪崛起的俄罗斯迅速成为让中国头疼的邻居,他们与西蒙古相交,抵制中国一贯的朝贡型的国家关系。在中俄事务中,康熙帝借助了传教士的智慧,拉丁文成为中俄外交关系中使用的正式语言。两次雅克萨之战中,南怀仁监造的火炮为清军军事行动的成功提供了重要支持。康熙二十五年(1686),闵明我取道欧洲向俄国转递国书。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谈判,徐日界和张诚被授为三品官,为《尼布楚条约》顺利缔结做出了贡献,尤为可贵的是他们灌输给清廷官员以现代国际原则意识。准噶尔蒙古部的噶尔丹汗欲重写成吉思汗的史诗。《尼布楚条约》后,康熙帝全力对付准噶尔。康熙帝巡视东蒙古、亲征西蒙古时,传教士张诚、白晋、安多、徐日异随驾,张诚则是每次都被钦点。详细、准确的地图对国防军事战争和民生有重要作用。康熙帝决定用西方测绘方法绘制一幅全国地图,特任命白晋为出使法国的钦差,招募测绘人才。康熙四十七年(1708)地图测绘工作开始,测绘的主体人员是传教士,另有多位满汉蒙官员参与,康熙五十八年(1719),全国地图绘成,命名为《皇舆全览图》。马国贤将之制版印出。既要学习西方科学,又要维护清朝的大国尊严,康熙帝推出了民间的“西学中源”说来构建上层思想。康熙帝亲自撰文,认为西法皆出于《易经》。为了为“西学中源”寻求理论支持,同时为了当时日益严峻的“礼仪之争”,康熙帝支持白晋和傅圣泽的《易经》研究。康熙盛世有传教士的功劳。康熙五十四年(1715)禁教令以后,传教士仍以其才能留在北京。然而康熙朝“西学中源”严重助长了清人盲目自大的心理。康熙帝之后各帝屡次禁教,西学无从传播,阻碍了中国传统科学向世界近代科学的转变,从而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