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和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要认识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就必须认识人。人类从出现社会大分工起，就从很不发展的原始人变成片面发展的人。当着人的片面发展愈演愈烈以至成为严重社会痼疾时，人们再也不能无视这一问题。人的全面发展就作为理想的人或者关于人的理想，开始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进行了不息的探求。然而，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这一理论才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个具有丰富内涵和辩证观的理论范畴。从“个人”的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人的需求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价值的全面实现；从“类”的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类特性的全面发展、类能力的全面发展、类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和类的全面解放和充分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上的原始丰富性和自我牺牲阶段；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人要能得到全面发展，需要有经济前提，人与人之间的非剥削非压迫关系以及消灭了旧式分工的共同活动方式三个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本质决定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事业所追求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社会主义建立的现实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逻辑顺序不完全一致。社会主义首先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一般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为此，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其时代和中国国情结合在一起进行了艰辛和卓有成效的探索。 毛泽东没有奢谈人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的贡献是:在人与物的辩证关系上，强调“万物人为贵”的思想，从而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前提;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标准上，明确了“三育两有”、“又红又专”的具体目标，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具体化、中国化;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上，主张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的原则。毛泽东论人的全面发展的突出特色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即从直接指导实践的层面上，针对具体问题加以阐述。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他不仅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而且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邓小平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他认识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充分阐明了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发展观，并通过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藉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江泽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在当前就是要提高人的素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互为前提和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通过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理论创新不仅在于他从人与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等方面进行了集中、系统的论述，尤其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阐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问题，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统一起来，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还认为“三个代表”要求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和保证，“三个代表”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以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在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突出人的可持续发展，从而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科学价值观。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大胆探索，他们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既有相互联系、相互关联的继承性，又有相互区别、相互递进的发展关系，在各自的背景和时空里，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形成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链条，推动着我国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