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钢铁行业的快速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钢铁行业的研究,而关于钢铁企业效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效率方面。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能源、生态效率的视角对中国钢铁企业效率进行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将钢铁企业的生产过程视为“黑箱”,这与钢铁企业实际生产流程是不相符的。钢铁企业运行流程中不仅包括生产流程,还包括污染治理流程,并且生产流程处于支配地位,而污染治理处于从属地位。本文把钢铁企业环境技术效率作为考察环境、资源与企业增长协调性的评价指标。一方面,若生产效率被低估,则可能会造成企业因过度重视环境治理而损失过多的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若污染治理效率被低估,亦难免会降低生产者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松懈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监管力度,最终不利于钢铁企业绿色环保发展。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钢铁协会统计的大中型钢铁企业层面统计数据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以致霾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作为非期望产出计算钢铁企业环境技术效率、生产率和节能减排潜力;其次,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钢铁企业两阶段博弈模型以分析钢铁企业生产效率、污染治理效率和两阶段综合效率;第三,在钢铁企业效率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等要素以及管理者兴趣偏好对钢铁企业效率的影响;最后,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ZSG-DEA模型研究钢铁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排放权配额分配问题。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研究样本期间,考虑以致霾主要污染气体“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作为非期望产出评估钢铁企业的效率,其效率偏低均值为0.7,企业间效率差异较大,且钢铁企业效率具有较明显的区域差异。钢铁企业能源消耗与节能减排潜力空间较大。(2)钢铁企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效率均值为0.71,企业间差异较大。2009～2015年间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生产效率略有提高,但仍然具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钢铁企业污染治理环节的效率为0.66,且样本企业中有10%家企业的污染治理环节的效率低于0.3。钢铁企业的两阶段综合效率为0.62,企业间差距显著,区域差异显著。(3)环境规制对钢铁企业两阶段效率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呈现“倒N型”关系。要素禀赋结构与钢铁企业两阶段综合效率和生产效率显著正相关,但与污染治理效率关系不显著。此外,企业规模与钢铁企业效率相关性不显著;研发投入与钢铁企业两阶段综合效率和生产效率显著正相关,但是研发投入与钢铁企业污染治理效率负相关;不同的管理者兴趣偏好对钢铁企业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钢铁企业管理者应适度投入精力用于企业环保治理效率的改善。(4)本文通过构建钢铁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ZSG-DEA模型对钢铁企业污染物排放权配额进行重新分配,研究结果表明效率高的企业应获得更多的污染物排放配额,而效率低且污染排放多的企业应获得较少的污染物排放配额,通过污染物排放权配额的重新分配,可使整个行业的效率得到有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