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六年(公元727年),渤海国第二代王大武艺遣使赴日,表达了其“亲仁结缘”,“永敦临好”的愿望,开启了双方长达两百多年的交往。渤海国主动遣使朝聘日本,主要是为了与日本结成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盟,以抵御新罗的进攻,而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海上航线的开辟则为双方的交往提供了必备的重要条件。渤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分为三个时期,而各个时期的交流侧重点不同,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早期,以政治结盟为主,文化上属于初步接触、碰撞阶段;中期,文化交流的内容丰富起来,既有赋诗唱和,又有音乐,舞蹈相融;后期,文化交流呈现鼎盛局面,文化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包含诗歌、音乐、舞蹈、体育、历法、宗教等各个方面。最终随着渤海国的消亡,双方文化交流亦宣告终结。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的建立,对当时东亚各国及其附属的地方政权都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正是在这种相同的文化背景下,渤海国和日本之间才得以进行长达两百年的文化交往。而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同时,更为唐日之间的交往搭建了桥梁,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不可磨灭的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