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由于西方众多文学思潮的涌入,加之比较文学理论的引进,中国学者也开始自觉地进行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学者考虑从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入手,寻找东方与西方的对话。“别求新声于异邦”,王国维、陈钟凡、钱钟书、朱光潜、梁宗岱和宗白华等著名学者都意识到了不同文化体系中,两种文化本质性的差异。一旦进行学理研究,势必要思考这种差异本源,并进而追溯到文学观念和理论的层面,这不可避免地引起比较。朱光潜在《诗论》中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以西方观念描述、评析中国理论,同时运用中国理论对西方理论进行互证。《诗论》体系严密完整,在它之前,中国还没有这样一部具有严谨系统的诗学专著,从这个角度而言,《诗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梁宗岱早在1935年2月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时就出版了诗学专著《诗与真》,1936年又出版《诗与真二集》,这两本书在当时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84年,外国文学出版社把两部论著合并一册出版,认为梁宗岱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对中西方文学进行了比较文学上的探讨,他的一些独到见解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徐志啸认为:“从比较文学专著来说,初兴期与发展期两个阶段中可以称得上先问世的,大概要称梁宗岱的《诗与真》与《诗与真二集》了。??这就使得梁宗岱两本书的出版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1]这是对梁宗岱比较诗学实践的充分肯定。卞之琳认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以宏观的高度,以中西比较文学的视角”论象征主义,至今还是“这方面的力作”[2]。梁宗岱是一位有着敏锐感受力与表现力的诗人,又是有着高超鉴赏力的批评家,对新诗的成就与弊病作出了及时而独到的评论。　　本文主要从朱先生和梁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观入手,从“诗境”论和“象征”说介绍二者在诗学方面独到的见解。第一章为朱光潜与“诗境”说。此章主要从诗的境界,“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方面阐述朱先生融贯中西的美学理论。第二章是梁宗岱与“象征主义”。此章主要从“象征”说的内涵、“纯诗”说入手,探寻其以中西方象征手法互动、互用的象征主义为核心的诗学理论。第三章为朱光潜与梁宗岱诗学观之比较。从二者的中西比较实践看中西诗论的融合及探寻传统诗歌向新诗的转化,同时从“象征”说、“直觉”说看两者不同的诗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