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威整个哲学体系中,“情境”(situation)理论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关于“实在”的思想和关于“认识”的思想突出阐发了“情境”理论。杜威关于“实在”的思想建立于反传统实在论的基础上,是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实用主义和实在论融合的产物,他用“情境”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实在”,拓展传统经验主义,为实用主义建构新的现实基础。变化、能动、向将来的开放性是“情境”的根本特征。杜威“情境”理论关于“认识”的思想力求对现代自然科学中实验——探究方法有所超越,他认为认知是从当下情境的问题开始,展开为由一系列受理论假设指导的操作而组成的探究过程;认识对象是在探究过程中生成、转换的,知识是可错的、需要不断修正的;真理被理解为认识的工具,验证标准在于其所指导的行为效果;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等等的对立都消融于现实的情境之中,这种认识论可称为实验认识论。它的根本特征不是反思的,而是行动的。“情境”理论是杜威进行元哲学思考的结果。他认识到世界是危险的,传统哲学的实质是借理智“旁观者”身份规避风险,他的理想是建设一种新哲学,引导人们用行动改造经验世界,从而在充满危机的现代社会中获得一种实际的安全。杜威认为,“实在”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既是其逻辑起点又是其逻辑终点,“实在”是封闭的,它蕴含了知识绝对性和价值完美性的统一。他的“情境”只作为其哲学的逻辑起点,“情境”是开放的,生成的。“情境”强调的是人与环境互动的源始经验,以求消解、弥合被二元论绝对分裂的主体与客体。在这种源始经验中,行动是第一性的,认识是次生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只是认识的一种需要。杜威在“情境”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传统哲学中“实在”、“主体”、“客体”、“经验”、“知识”、“真理”、“观念”、“对象”等一系列概念,揭示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唯理智主义实质,指出近代认识论的理性迷误。由此可见,杜威“情境”理论对传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克服是超越意义上的,他不是去解答传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中人为制造的难题,而是直接消解其先验预设的逻辑前提,即所谓“实在”、“主体”、“客体”这些抽象的“一般”。理解杜威的“情境”理论不能脱离美国现代化崛起时代的背景。“情境”理论具有从现实问题出发、注重实际行动、讲求实效、向未来开放等特征,这正是当时美国国民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积极应对挑战、努力克服各种不确定风险的时代精神的反应。杜威从“情境”理论出发,努力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模式,并积极将实验——探究方法推广于社会人文领域,希望实现科学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的和谐,使自己的哲学具备了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对美国当代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