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考察对象是1949-1989年间中国大陆当代诗歌的形式特征。本文首先反思了诗歌社会学批评方式及其局限性,指出建国四十年诗歌批评尚未进入真正的多元话语时代。由此,提出了在诗歌研究中引入本体论研究、将诗歌研究作为文学科学研究对待的主张。这种集中关注诗歌“文学性”的研究方式,最终将落脚于诗歌的形式研究。在梳理了自毕达哥拉斯开始的西方形式研究传统后,本文指出了东、西方在形式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并进一步提出了将“形式”从“内容”中解放出来、使“形式”自立为“形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借鉴西方形式批评理论成果,廓清了“文本”、“语言”、“结构”等形式研究的基本概念,将本文对于建国四十年诗歌的形式研究界定为建立在诗歌语言分析基础上的内、外形式研究。第一章,本文简要梳理了颂歌的发展历程并在指明其具有自身形式传统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1949-1957年间颂歌的形式特征。建国初期的颂歌以半自由体和半格律体为主,表现出了在“红”、“白”之间游移并以红色为主的语体色彩,并采用了适应广大工农群众需要的合乎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句式建构方式。在颂歌结构形式分析中,本文引入了叙事结构的概念,试图通过探究言说者、景物、人物、意象等形式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揭示颂歌文本自给自足的内在世界。颂歌中的言说者立足于“人民”立场言说,景物是具有时代特性的景物,“言说者-景物”的关系是建立在对传统“我-物”关系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人物-人物”之间的行为承续关系可以用这样的公式表示:“X遭遇Y——Y影响X——X与Y确立关系”;其意象体系也可以用这样的公式表示:“‘黎明、春天和诞生’+时代象征物”。而颂歌中言说者、景物、人物、意象及其相互关系构建的中心节点就是“人民英雄”塑形。第二章,本文首先明确了对“地上诗歌”的审视范围,重新梳理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内“地上诗歌”的发展历程。与建国初期的颂歌相比,“地上诗歌”具有格律化加剧的倾向,并在语体色彩上空前强化了红色的主导地位。在语言技巧方面,与颂歌相比,它更加重视用典和夸张(如数量词的使用)。而大量的实用语言特别是政治术语进入地上诗歌文本,则严重削弱了其文本“诗性”。与颂歌不同,地上诗歌的言说者其言说立场发生了向阶级立场的移位,景物显得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