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和反腐是当代社会的焦点问题。关于腐败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而对腐败行为的心理机制的探讨也逐渐深入。根据已有理论观点和研究结果，无论是受贿还是行贿，关于成本收益机制没有太大争议，但在道德机制上，从理论到研究结果都存在矛盾。比如权利道德理论认为道德只在受贿中起作用，对行贿没影响;而委托代理模型则认为两者都有重要作用。更进一步，通过操纵框架效应考察道德影响的研究结果也是出现了各种分离，即行贿和受贿决策中的框架效应在不同研究中结果很不一致。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分析，出现这种框架效应混乱的原因很可能与实验设计中没有专门对各方成本收益控制有关。这样导致框架效应很可能受到成本收益的污染，从而无法进行受贿和行贿框架效应直接的对比。此外，前人腐败行为中道德因素的实证研究大都以操纵框架来实现的，但并未有直接证据表明框架效应是由于道德因素造成的。框架效应是否真的反映了道德机制或者其它机制，这个问题尚待验证。因此本研究拟在精确控制成本收益的情况下，系统考察行贿和受贿决策中框架效应的分离，并进一步探讨框架效应分离的内在心理机制，从而确定道德机制在行贿和受贿决策中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操纵框架效应，并精确控制了实验情境中的成本收益因素（风险和收益等），设计了3个实验来考察道德在行贿和受贿决策中的分离效应。实验1a发现受贿和金钱博弈框架下个体决策存在显著差异;实验1b却发现行贿和金钱博弈框架下的决策没有显著差异，初步验证了框架在行贿和受贿决策上的分离效应。实验2统一了博弈、行贿和受贿三个框架情境，并增加社会人被试提高生态效度。结果仍然发现，行贿框架和博弈框架差异不显著，两者都与受贿框架差异显著，出现了行贿和受贿决策框架效应的分离。同时，框架还受到了风险因素的调节，这种分离效应只出现在低风险的情况下，当风险较高时，三个框架下的决策都没有差别。实验3则进一步考察道德和法律因素在框架对腐败决策中影响中的多重中介效应。结果发现行贿和受贿决策中框架效应出现了分离。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道德内疚在这种分离效应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并不存在法律惩罚的中介作用。而且这种中介效应仅发生在低风险条件下。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框架在行贿和受贿决策上的效应是分离的，并且道德在这种分离效应中确实有部分中介作用。换句话说，道德机制在行贿和受贿决策上具有不同的作用，在行贿决策中效应小，受贿决策中效应大。本研究结果支持腐败的权利道德理论，有效解决了以往研究的争议，不仅对腐败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模型构建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为现实反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建设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