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是享誉中外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并非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取法却是显而易见的。纵观冯友兰的整个学术生涯,马克思主义始终在他的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他的后半生中甚至成为了其思想的主流。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与运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与运用呈现了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是在1927年至1949年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受其影响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经济、政治等因素说明哲学思想的出现和发展,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借鉴。但与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冯友兰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学术理论来接受,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来信仰。第二阶段是在1949年至1978年之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的指导思想,冯友兰开始全面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由于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冯友兰的研究不可避免的走入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误区。但冯友兰仍然保留着部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和“思想的普遍性形式”等新观点。第三阶段是在1978年后。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冯友兰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化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摒弃以往“照抄权威”的教条主义方法。进而,冯友兰开始了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并运用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冯友兰在上述三个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与运用主要表现在学术方面,而不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不仅充分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价值,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