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我国20世纪第一位历史伟人。 孙中山早年就立志“再造中华”，终生又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他一生除了为推翻满清朝廷和军阀专制政权而奔走革命外，还博采古今中外各种经济学说，比较中外不同经济体制，就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和全面的规划。他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广泛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意义、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中国农工商业的发展与改造、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划与管理、各种经济关系的协调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历史前提等一系列基本经济问题，形成了一整套在解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上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为中国和世界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参照与实践模式。 纵观近80年来国内外众多的孙中山思想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对近、现代中国经济发展，仍有着重要理论价值的孙中山经济发展思想，是整个研究成果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人们一直视“孙中山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往往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前提出发，对孙中山在为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大量、有益的探索，几乎不屑一顾；尤其在一度强调封闭式的自力更生、以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外债的国家而自豪的政治环境中，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研究更被视为是禁区。近年来尽管就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多了起来，但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专题研究和全面归纳“孙中山经济发展思想”的有关论著至今还未曾有过，对他经济发展思想中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主张，至今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这个空白应当填补，也必须要尽早地填补。本论文截图借鉴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全面解读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孙中山经济发展思想作一专门的探讨。 论文共十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论述:一、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 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思想作为他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其形成与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对“中国经济之发展”的研究自诩“深具热诚”，认为“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他曾反复强调中国的经济要“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并认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既要“适乎世界之潮流”，又不能走西方人曾走过的老路。在孙中山看来，要解决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将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经济发展的途径问题:究竟采用什么办法，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赶上或超过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呢? 二是经济发展的社会历史前提问题:中国是在同欧美国家很不相同的历史环境下，来面对经济发展问题的。中国在小农经济下生活了几千年，苛重的地租、高利贷、残暴的封建专制政治统治，严重窒塞着中国经济的活力;鸦片战争后又日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国家不能独立，主权受到任意侵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是不能得到发展的;即使能找到适合于中国特有之国情的发展途径，也无从加以实践。这迫使中国在寻求经济发展途径的同时，又不得不历尽艰辛为排除经济发展的障碍、创立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历史前提而努力。 在孙中山走上历史舞台前，中国人为解决经济发展这两大难题已经奋斗了半个多世纪。而为解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这两大难题、制订了较为完整的方案并进行多方面理论论证的第一人则是孙中山。他主张用革命推翻清朝，消灭军阀腐败与卖国政权，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民主、平等的新国家，在此新国家的主持、推动下，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孙中山在谈及自己思想渊源时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我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考，有吾所独见而创者”。其经济发展思想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1895年前)，以《上李鸿章书》为代表，孙中山就开始从表层学习西方物质建设的经验，着眼于通过“四项基本原则”—“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由发展生产而达到富国强兵。 革命时期(1895一1.911年)，孙中山在海外寻求革命真理与进行革命活动中，洞察到西方经济制度的优劣之处，开始注意从深层面上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明确提出以“民生主义”为发展目标，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此时的孙中山，特别注重旧的经济制度变革与新经济制度的建立。 民国初期(1911一1924年)，以《实业计划入《三民主义》为代表，强调对土地实施国有的手段是“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互补;对资本实施公有的办法是“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互补。围绕如何才能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形成了一整套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宏伟蓝图，此时的孙中山十分注重经济发展内在的联系与配套。 孙中山探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