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于1907年，经营年限长，到1951年公私合营，是“南三行”之一。浙江兴业的发展经历了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敌伪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改造时期，既取得了辉煌成就，一度是“南三行之首”，也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最终的消亡。 本文的写作是以上海市档案馆现存的有关浙江兴业银行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以兴业银行的发展脉络为基础，结合时代背景和经营环境的分析，以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为工具来展开的。笔者从六个方面对浙江兴业银行进行了研究：在浙江兴业银行的简史中，言简意赅地回顾浙兴的发展历程。在浙兴的机构设置和内部治理中详细刻画了浙兴机构的设立、撤销情况，自有资本的变迁以及内部治理的机制。在浙江兴业银行的管理经验中，就其有特色传统伦理和保人制度、员工的招收和管理、员工的学习和浙兴营销工作的开展以及官利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浙江兴业银行外部关系研究方面，就浙兴和民族工商业关系、同业关系、外资银行关系、政府关系在档案的基础上进行详细分析和深刻考察。在浙江兴业银行的业务和信息管理中，对浙兴的银行、信托、储蓄业务以及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信息收集、处理、发送措施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最后在浙江兴业银行的稳健经营中，提供了对稳健经营理解的一个经济学分析的价值判断，回答了浙江兴业银行为什么和如何实行稳健经营的。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研究。指出只有在竞争环境下，在公平的法则面前，以市场化的手段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稳健经营才有可能，才有利于单个银行的长远发展；在高度管制的条件下，银行业的经营不得不随机应变，稳健经营本身也会被扭曲，竞向靠近政府构成了恶性竞争，疏远政府也不利于单个银行的发展，短期导致单个银行的相对衰落，长期的结果是和恶性竞争的整个金融业一起衰落。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中，政府垄断了机会，最后很容易便宜了少数掌握权力和掌握资源的人。这是政府主导模式的很容易获得的结果，因为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来自于之前倾斜的权力结构和对资源的控制，这种权力结构和资源的控制又因为政府主导的发展而进一步得到加强，权力集中和随着经济生活日益复杂化社会分工及其信息分散化产生剧烈的冲突，缺少导致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久进步的信息分散和利益制衡机制是这种政府主导模式的最大缺点。对于官利制度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流动性和退出也是公平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流动性有风险，但流动性也是化解风险的过程，没有流动性才是最大的风险，因为不流动并不代表风险不存在，而是隐藏了风险剧烈积累的危险。阐述分散信息、分散权力、平衡利益而不是过度的激励的重要性。官利是促进流动性和有限退出的一个工具。 从流动性的意义上看，一个受过专业化训练的员工，在一个企业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其人力资源越容易沉淀。其流动性要比“资金”困难的多，所承受的风险远远超过资金。作者进一步联系抵押的历史说明产权只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其优先权要低于生命、尊严、人身健康等权利。即使仅仅站在产权的角度，也可从资本流动性的难度上突出劳动更难流动，所以劳动也应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比如分享利润、退职补贴。个人通过档案的阅读和西方的案例的了解支持现代企业理论的“剩余控制权”只能说明利润归企业所有，至于利润如何分配，仍然是一个在企业中民主决策，劳资谈判分割的问题，浙江兴业银行盈余的分配就是沿着这条轨道前进的。另外笔者还对浙江兴业银行的分权和集权、公司民主进行了有益的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