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元、明、清学术发展史上,出现了大量《正蒙》注解著作,形成了《正蒙》注解史。明代的《正蒙》注解著作多达二十六种,涉及初、中、晚三个阶段,主要分布于浙、陕、闽、赣、苏等省份,呈现了朱子学、气学、关学等多种解读模式。明代可谓《正蒙》注解史的繁荣期,现存明代早期的《正蒙集释》、《正蒙补注》和《正蒙会稿》是《正蒙》明代注的三种代表。《正蒙集释》的“太虚即太极”思想,是朱子学解读模式。明初朱子学被确立为官学,《正蒙集释》承袭了朱熹对《正蒙》的各种批评,其宗奉程朱之学,在“太虚即太极”的基础上,阐释了太极兼具理气、性既是虚之理又是心之理、理寓于气之中而气行于理之表的思想。明初朱子学学者曹端、薛瑄等为了避免朱熹理气二分,开始自觉放弃理之于气的绝对性,强调经验层面上理与气的不可分性。《正蒙集释》对太虚为理但又夹杂着气而缺乏绝对形上性的指责,即是这种思潮的表现。《正蒙集释》并不是完全承袭朱熹之说,其所体现的朱子学解读模式集中表现在“太虚即太极”。太极兼具理气、理之主宰和气所出的太虚、太虚之气等内容都非常具有独创性,这些都得益于明初朱子学学者对朱熹思想的修正。朱子学解读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以理气解读虚气。作为第一个《正蒙》明代注的《正蒙集释》,通过将“太虚”太极化、理化,开启了明代以朱子学解读《正蒙》的先河。其后的余本《正蒙集解》、刘儓《正蒙解》等注则彻底地以理气解读虚气,延承了《正蒙集释》的朱子学解读模式。《正蒙》朱子学解读模式对后世影响很大,有诸多注解著作皆从理气入手解读《正蒙》,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注者都是朱子学学者。《正蒙补注》的气体与气用思想,为气学解读模式。《正蒙补注》认为太虚非太极、理,而是阴阳未判的元气,理则依附于太虚元气。吴讷本想以朱熹理气论为准则解构张载虚气思想,但他以太虚为气之体、太和为气之用的气论作为核心所建构的诠释体系,最终消解了朱熹理气论对《正蒙》解读的影响。以气论为核心诠释《正蒙》肇始于《正蒙补注》。明代中期王廷相等人的气论思想以及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对《正蒙》的诠释,与《正蒙补注》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正蒙补注》的气论体系始于气,而终于道。气有两个层面和三个阶段的分疏。两个层面为体与用,三个阶段分别是:气之体用与太虚、太和;太虚之理与太和之理;神化、性命与道之体用。其中,本体层面的太虚之理(太极)被赋予道德价值义涵,发用层面的太和之理则被界定为规律、条理。《正蒙补注》的元气附带着道德性,作为万物生化渊源的本体之气与道德价值性的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正蒙补注》自觉地批评朱熹,试图摆脱以往的朱子学解读传统,是对朱子学解读模式的偏离。《正蒙会稿》的“天即太虚”思想,代表关学解读模式。刘玑遵循儒家路径,在“天即太虚”的关学解读模式下,在解读《正蒙》过程中提出了天即理、心与理一、理气合一、理气皆在太虚之中、合太虚之虚与气化之气以为性等思想。刘玑为“清虚一大”辩解,认为天易不穷,纯一是天,天为一,张载的“清虚一大”指称天,其具有虚与实双重特性。由此,化解了程朱对张载“清虚一大”的批评。朱熹批评张载“太虚”只是说气,刘玑则以“天即太虚”解读《正蒙》。刘玑指出太虚之中不仅有气,也有理,理气皆在太虚中,如此则屏去了朱熹对“太虚”的批评。《正蒙会稿》坚持以关学解读《正蒙》的立场,从未如朱子学解读模式的注解著作那样去批评《正蒙》。《正蒙》明代三家注各具特点,对它们的研究当有益于对张载哲学的定性、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