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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投资活动越发活跃,投资者东道国之间的争端也随之增多,在国际仲裁争端解决途径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被广泛许可的情况下,更多的投资者偏向于运用国际仲裁争端解决机制。仲裁案件的增加暴露出了国际仲裁程序的一些弊端,使保护投资者与东道国国内公共利益失衡,由此许多国家开始质疑ISDS机制。我国在国际投资地位上的变化,以及涉及到我国政府或海外投资者的仲裁案件的发生,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下的ISDS机制。本文尝试从平安诉比利时仲裁案和韩国安城公司诉中国政府仲裁案件等典型案件中涉及的仲裁裁决或仲裁程序等角度入手进行分析,并由此指出我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ISDS机制存在哪些不足,主要包括过渡条款对仲裁适用的影响问题、有关仲裁条款的设置以及投资者东道国利益的失衡等问题,并就此对ISDS仲裁条款的设置以及积极探索国际仲裁程序的救济途径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以期我国在未来谈判或重新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时,充分考虑我国在国际投资中地位的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够更好的实现投资者保护与国家利益的有效平衡。第一部分介绍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概况以及其基本法律框架,重点介绍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ISDS机制,主要包括该机制的发展进程和意义分析。第二部分对我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ISDS机制进行分析,主要是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模式即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的方式以及从ISDS机制运行平台及其规则以及ISDS仲裁条款等角度对我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ISDS机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选取了涉及到我国政府和海外投资者的典型仲裁案件,对其争议焦点及仲裁裁决的内容和进程进行了分析,由此指出我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ISDS机制存在哪些问题。第四部分对我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ISDS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主要是从新旧协定的过渡条款、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仲裁条款以及仲裁程序的救济途径等三个角度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