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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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经过多年快速发展,逐渐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驱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也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支柱性产业。然而,长期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带来了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隐患,违背了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制约了制造业的可持续绿色发展。为突破发展困局,优化发展模式,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我国不断制定、调整并优化顶层设计,为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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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经过多年快速发展,逐渐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驱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也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支柱性产业。然而,长期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带来了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隐患,违背了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制约了制造业的可持续绿色发展。为突破发展困局,优化发展模式,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我国不断制定、调整并优化顶层设计,为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建设美丽中国、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做了全面阐述,突出强调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同样明确指出了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发展动能,实现绿色转型,是当前推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境外疫情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等,加剧国际市场竞争,加速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产业链重构,使得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在此背景下,坚定不移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鼓励引导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充分发挥OFDI的资源优化配置与国际技术溢出作用,对于推动我国制造业突破发展困境、应对国际市场变化,推进绿色转型从而实现绿色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国内绿色发展诉求与国际环境变化,本文按照“OFDI—偏向性技术进步—制造业绿色价值链地位”的分析框架,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模拟分析了OFDI单一政策、OFDI与能源环境税组合政策等政策情景对我国制造业产出、污染减排以及绿色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首先,本文在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基础上,编制了中国22部门宏观社会核算矩阵(SAM表)作为CGE模型的基础数据;其次,在标准CGE模型模块构建框架下,增加OFDI的偏向性技术进步效应模块与制造业绿色价值链模块,从而将OFDI、偏向性技术进步、制造业绿色价值链统一纳入CGE模型。其中,在OFDI的偏向性技术进步效应测度部分,采用2011-2019年我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据通过计量方法实证考察了OFDI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影响;在制造业绿色价值链测度部分,构建了行业层面的绿色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制造业绿色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衡量指标。最后,基于本文构建的CGE模型定量模拟分析了单一OFDI政策冲击、OFDI政策与能源环境税组合政策叠加冲击对我国制造业产出水平、污染减排以及绿色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通过政策模拟结果发现:(1)从短期影响来看,单一政策冲击下,扩大OFDI规模能够显著减少部门污染治理成本,有效促进制造业绿色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组合政策冲击下,扩大OFDI规模的同时征收能源税,对制造业产出造成的负面冲击最小,同时能降低制造业污染物治理成本并提升其绿色价值链分工地位。(2)从长期影响来看,单一政策模拟中,OFDI规模增加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产出的长期增长,显著降低制造业减排成本并提升制造业绿色出口技术复杂度;组合政策分析中,OFDI规模扩大并实施能源税或是污染税,均能够促进制造业绿色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但两种征税手段对制造业产出负面影响不同,污染税对制造业产出造成的负面冲击相对较大。因此,结合短期与长期效应评估发现,合理扩大OFDI规模并征收能源税,是促进制造业绿色价值链升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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