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帛书《缪和》《昭力》中“子曰”之“子”(即传《易》者)是否为孔子的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孔子,另一种则认为不是孔子。本文认为传《易》者当非孔子,并从四个角度展开论证。首先,从称谓角度看传《易》者非必为孔子。《缪和》《昭力》中传《易》者有两个称谓:“先生”和“子”。先秦典籍中“先生”这一称谓,虽有“老师”的含义,与传《易》者身份相符,但并没有称孔子为先生的记载。再者,先秦典籍中“子”的使用十分宽泛,从诸侯、大臣、年长有德的人到普通人,都可称“子”,并不仅限于指称孔子。从“子”这一称谓看,不能将传《易》者必然断定为孔子。其次,从言语特点看传《易》者当非孔子。帛书《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在言语上不自信、底气不足,在与缪和等弟子对话时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唯恐僭越,而且在解答弟子疑问时,传《易》者与弟子言语拖沓,相互推诿。而孔子基于内心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在言语上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又因孔子主张“言必有中”、反对“巧言”,所以在言语上具有直接、毫不客气的特点。这两种言语特点在《论语》、帛书《易传》中多有呈现。传《易》者和孔子在言语特点上,差异显而易见,故传《易》者应该不会是孔子。再次,从思想角度考证传《易》者当处于战国晚期。传《易》者在论述君臣关系时,思想上杂糅了鲜明的法家特色,包括强烈的赏罚观念和死力效忠的内容,与《韩非子》中的论述颇多一致。再者,从帛书文本来看,传《易》者提及的法家思想已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更是落实到了政治实践中。因此,传《易》者当处于战国晚期。传《易》者以“赏庆爵服”治臣,与孔子德政观点不同,却与荀子有一致之处。因而,传《易》者与荀子关系密切,应该是战国晚期的儒家人物。最后,《缪和》篇中出现了诸如“比周相誉”“群党朋族”“问学谈说”等常见于战国晚期的词句,加上《昭力》篇大量关于战争的描述,符合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为传《易》者处于战国晚期提供又一论证。因此,从称谓、言语特点、思想和词句四个角度,证明传《易》者当非孔子,当是战国晚期儒家传《易》人物。更具体地说,应当是战国晚期的一位专门为从政贵族子弟讲解易学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