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采用实证分析法,对美国公理会在山东教区主要是鲁西北的活动进行系统研究。近代以来,由于不平等条约体制的存在,各基督教差会纷纷来华开辟传教区域,美国公理会是近代来华最早的美国新教差会,它成功进入华北地区传教,是美国基督教对外扩张的重要团体。山东是美国公理会在华北扩张活动中涉足的重要省份之一,其传教点虽仅有德州、临清两处,但影响颇大。真正融入本土社会与信仰基督是美国公理会的目标所在,美国公理会通过诸如购置房产、建立教会学校和医院等具体实践找到本土社会与信仰基督的平衡点,以实现宗教皈依的基本目的。基督教在与当地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博弈过程体现的是个体对基督宗教的认同发生变化或者基督徒确立身份的过程。但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说,从民间信仰转变为信奉基督是一种渐进的宗教社会化的过程。女性在传教体制中常处于边缘地位。在女信徒的证道词中,女性对自身不平等待遇的叙说含有一种强烈的宗教皈依的渴望,女性通过自身努力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获得较高的地位,这不仅是教会内部传教士性别区分的重要象征,也是对教会内部性别归属的另一种标识。义和团运动时期,鲁西北公理会与拳民、村民的关系非常微妙。当地精英利用基督教保护村庄庙产,基督教成为近代中国地方政治可资利用的外部资源。与欧美的情形类似,在华天主教与基督教也始终是竞争关系。双方传教士除了维护本方利益外,还为减少纠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使两教冲突得到很好的缓和,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势力利用两派进行竞争的企图。传教士在努力布道的同时积极推展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工作,对于加强教会在本土的接受度与认同度是有一定作用的。然而,西方文化伴之以不平等条约体制植入中国,看似平常的教会医院、教堂之所以能够建立实际依靠的是条约体制内赋予西方传教士的特权,这又成为教会发展的很大障碍。中国的传教特权源于基督教与不平等条约的关联性,近代中国条约体制的存在对基督教在华传播起着双向作用。一方面,条约体制似对传教事业起剑推动作用,特别是处于条约体制下的教会发展,往往受到传教特权的庇护,这种特权又在已签署的条约框架之外扩展,推动了基督教在华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特殊权利本身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出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种负面影响在民族主义情绪被唤醒后的时代中愈加彰显,尤其是治外法权遭到中国民众普遍的厌恶与痛恨,具备现代性视野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国人更多从人权角度审视基督教在华的传教问题。“德福兰事件”的发生从侧面显示了处于条约庇佑之下传教特权的发展局限性和传教士自身地位的尴尬性,对教会的顺利发展提出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