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眼于郭沫若戏剧中鲜明的诗性问题,从表现、溯源、本质及形式等方面展开对郭沫若历史剧中诗性渗透的阐释及探寻。通过对郭沫若历史剧文本和其基本文论的梳理和把握,进一步探究郭沫若诗化历史剧的形成机制和审美特性。对郭沫若历史剧中的诗性渗透的探讨从三个部分展开。第一章,诗人与诗教。写剧本的郭沫若本质上是个诗人。文体偏好上他天然地爱诗,认为“诗是情绪的直写”,“小说、戏剧都没有诗的直切”。他的文艺观是以诗为中心的文艺观。以“抒情说”为核心,包含内容与形式上,“自我表现”和“自然流露”两个方面。以诗人的身份写作,郭沫若把剧当诗来写,堪称“不采诗形的诗”。除了抒情,郭沫若的历史剧又有鲜明的教化的特征,是他以传播和发散为核心,以改变和创造为旨归的生命诗学观的具体表现。他的生命诗学观,融合了诗教与高台教化。其中,诗的教化占据核心位置。第二章,诗情与诗性。在创作的源头,郭沫若推崇歌德的“主情主义”。其戏剧中有一条明显的情绪线,其戏剧结构也是一种情绪结构,这种视情绪为生命的情绪诗学是郭沫若感知世界和构建戏剧结构的方式。在情绪的主线下,郭沫若还构建起了他“失事求似”的历史诗学观,想象与虚构就是他史剧创作观的诗学核心,创造性地把剧当诗来写,郭沫若从中发掘了诗人的主观能动性。第三章,诗艺与诗美。本章着重探讨郭沫若戏剧中的形式问题,与以往研究者重分析郭沫若诗化戏剧形成过程中受到的西方影响不同,笔者认为郭沫若的诗化戏剧更多的建立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是将中西文艺观去芜存菁,融为一炉而成。关于郭沫若的诗化戏剧,本质是为剧诗还是诗剧,笔者也进行了分析。同时,具体从语言与节奏、意象与意境等四个方面着重分析郭沫若诗化戏剧中诗的因素是如何融入剧的,诗的美又是如何转化成剧的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