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总理李克强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与服务工作时强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协调发展”。人口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问题通常被视作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核心问题。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索区域人口总量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而涉及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鲜有报道。近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创造了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的增长速度。然而,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自此,我国各区域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开始逐步进入人口学以及经济学领域,并成为重点的研究课题之一。2010年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与经济“新常态”几乎同时出现的人口“新常态”也逐步进入公众视野(李建民,2015)。事实证明,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口可以直接参与生产环节,其结构的变动必然对经济结构的变动产生深刻和深远的影响。此外,人口还会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速度等环节产生影响。人口变量作为影响消费市场的主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改变现有供需关系对国民经济增速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认为,人口新常态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常态,当然,其也是国民经济能够在新常态下保持可控增速的基础。本文以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为着眼点,统计与分析我国人口结构空间分布特征、变化趋势及区域差异,有助于政府实时掌握我国人口发展的状态,为各级政府制定各项人口政策从理论层面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理论分析人口新常态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城乡结构变动、教育结构变动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实证检验人口结构的变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探索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人口结构差异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即人口结构差异的变动对区域间和区域内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此外,验证了人口结构变动是否对国民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即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因人口结构空间分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根据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目的,本文共分为五个版块,包括八个章节。第一部分为提出问题,包括文章的第1章内容,即研究的背景、意义、内容等。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包括文章的第2章、第3章内容,采用递进论述的方式进行论证。首先,相关基础理论的综述,其次,理清国内外关于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最后,归纳总结出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机制,得出我国人口城乡结构以及教育结构的变动有利于加快国民经济增长的论断。相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不利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论断。第三部分为现状分析,包括第4章内容,分析我国人口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以及空间分布差异,得出我国人口结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的论断,其中人口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差异的总趋势是收敛的,而人口年龄结构差异的总趋势是扩散的。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包括文章的第5章、第6章、第7章内容。实证检验了人口结构的变动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方向和大小,分别从区域间和区域内的角度分析了人口结构分布差异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验证了人口结构门槛影响创新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得出,人口结构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具有动态效应和空间效应。通过人口结构变动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城乡结构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明显大于教育结构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结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由原有的不显著相关到显著负相关。研究还证实人口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即在不同段、不同的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以认为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人口结构的空间分布差异性。从全国范围看,人口城乡结构、教育结构的空间分布差异是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人口城乡结构的空间分布差异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人口城乡结构、教育结构以及年龄结构的空间分布差异是导致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年龄结构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创新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具有明显的人口结构门槛效应。通过构造人口结构综合指数,并将其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模型的回归分析,根据门槛值的大小将我国31个省份划分为四个区域即位于不同区域的省份,其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的差异。第五部分解决问题,包括文章的第8章内容,结论与基于本研究得到的政策建议。最后,提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