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和资产状况是严峻的。90年代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主要在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信用和个体信用的边界模糊,商业银行放贷缺乏资质评估,对风险衡量不足。2000年时,世界银行统计口径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曾接近30%。2000年以后,我国不良贷款率大幅下降,一方面是源于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随后10年间累积剥离不良资产约1.8万亿,08年后不良贷款率降至2%以下。另一方面,贷款的分类标准由四级调整为五级,对不良贷款的认定条件大为改善。随后多年内不良贷款率和余额呈双降态势,但是2016年以来,随着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如果这样的发展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商业银行的融资能力和偿付能力将不可避免地被削弱,并将会进一步地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有引发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特别是在2020年初,受到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同步影响,不良贷款率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不佳和实体经济的受挫而不断提高,在未来2到3年内可能呈现加速上扬的态势。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慎重地考虑如何降低和控制不良贷款率,这也是所有商业银行都需要考虑的重要任务。在国家整体经济环境受到不利影响的情况下,经济下行引发的不良贷款率升高似乎是必然的,那么在大环境不能改变的情况下,从贷款人（银行）的角度去研究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微观决策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的。本文从相关的背景和概念入手,基于商业银行贷款理论,选择相关的商业银行整体年报内的主要财务数据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年度数据,主要以贷款人（银行）的角度,将贷款人分类研究,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不良贷款率的微观影响因素。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自我调节不良贷款率的能力弱,不良贷款率对各个微观指标的响应程度较小,银行自身的调节能力还有待加强。对城市商业银行提高拨备覆盖率或资产净利率能压降不良贷款率,而贷存比、净息差、净资产收益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造成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因此,在非城市商业银行层面建议减少对商业银行放贷的决策干预,加强商业银行自身调节贷款不良率的能力,在城市商业银行层面,应该尽可能根据实证情况进行针对性地调整,积极地压降不良贷款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