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试图以列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指导,对西风颂三中文译本(郭沫若1926年,查良铮1958,江枫1980)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著名翻译学者列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和诗学,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产生极大的影响。具体而言,翻译中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影响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而同样的原文会因为不同的翻译策略而产生翻译风格上的差异。简言之,译本风格与意识形态以及风格之间有着微妙而间接的联系。在对三中译本进行了细致对比研究后,笔者总结出了各自的风格特色。在形式处理方面,郭沫若喜欢使用自由体,这与他“最讨厌形式”以及“追求完全的极端的自由”的个人主张是一致的。查良铮的版本在这方面,更忠实于原作。这种处理方式与他的翻译理论有很大关系。江枫通过大量使用跨行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形式。这点可以归根于其主张改写应该严格基于原作。在韵律和节奏的处理方面,郭沫若的版本基本上属于无韵诗,他的个人诗学主张,具体而言“内韵”可以很好地诠释这点。相对而言,查良铮保留了原作的韵律格式,这与他的翻译主张有很大关系。江枫译本的音律效果最流畅和谐。在意境的处理方面,郭沫若最大胆,毫不拘泥于原作的意象和意境,进行了灵活变通。他对于意象的翻译方法和他的“风韵译”的翻译主张也是吻合的。查良铮忠实地传达了原作意象。江枫恰当和忠实地再现了原作意象,这些都与他们的翻译主张有很大联系。语言方面,郭沫若倾向于选用典雅的词汇。郭沫若翻译《西风颂》时正处语言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时期,其译作中的文白混杂现象也就不难理解。此外,郭沫若赞同严复“信达雅”的翻译准则,也导致了其译文的语言风格。查良铮善用普通平实,口语化的现代词汇。江枫的版本因为更多地采用了四字成语,因而显得更雅致。在诗歌翻译中,从译文采用的形式,运用的音韵,意象的处理以及语言的选用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影响和制约。总而言之,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会影响译文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