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撰过程中,在合同编围绕“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产生了很大的争论,问题是由“新宇公司诉冯玉梅案”引发的,它反映出我国《合同法》缺少打破合同僵局的相应规定,虽然最高院在这一公报案例中确认了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以应对这一情况的司法路径,但却未对条件和方式加以细化,现行法律中也无法找到违约方享有解除权的请求权基础,导致司法实践中的类似案件存在冲突判决。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存在分歧,但仍可以从中找到共识的部分,即可以将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作为特殊规则,鉴于比较法上虽然有对违约方的相关救济但尚未出现规定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立法例,要制定这一符合中国语境的规则就要破除对英美法系“效率违约”理论的误解并结合我国《合同法》内在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解除制度分析其在我国适用的空间,同时也要立足于对司法实践的实效分析,发现审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总结有益的经验。尽可能通过制度设计兼顾“追求效率”和“讲求公平”,以诉讼模式行使解除权并严格限制其适用条件一方面可以避免违约方随意解约以及守约方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达到激励双方当事人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守约方得到充分赔偿又不过分苛刻违约方,最终实现利益衡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