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与“中国梦”的实现都离不开“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始终是关系革命、建设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市场化浪潮的高涨，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社会。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等惠农政策下乡，给乡村再组织化带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就现阶段的实践来看，一系列惠农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乡村社会的再组织与社会动员程度都较低。这正是笔者进行乡村社会动员的大背景。　　 本文选取浙北G村为个案村，以笔者在个案村所取得资料为主体资料，通过对G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乡村社会动员的比较分析，找出了同一场域和相同背景下的动员效果为何会有如此大差距的原因，揭示了乡村社会再组织中社会动员的内在机制。国家“给力式”进场与村庄内部动员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成促成社会动员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乡村社会动员需要充分发挥村庄内部力量的作用，同时也需要国家进场。　　 本论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缘起、意义、国内外研状及述评、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等几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讲述了“美丽乡村”建设计划的主要内容，以及初期阶段，个案村社会动员的展开及其效果;第三部分为文章的重点，着重叙述了动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村庄内部和国家的动员活动;第四部分是动员之“后”，重点介绍了“白热化”动员之后村容村貌的变化，村民从“要我建”到“我要建”的转变和G村动员的延续及其发展方向;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通过前面几部分的分析，得出了乡村再组织中社会动员的实现需要国家进场，村庄内部力量与国家之间的合力是乡村社会动员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