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犯罪的智能化、组织化、隐蔽化程度的日益增强,以公开侦查为主导的传统的犯罪侦查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世界各国纷纷运用秘密侦查手段来打击和惩治犯罪,以实现犯罪控制的目的。但是,由于秘密侦查具有易侵权性的本质特点,如果使用不当,失去控制,就极容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为了使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就必须加强对秘密侦查的立法规制。秘密侦查立法规制的理论基础在于法治理论及正当程序理论。按照法治理论,公共权力的行使应当受到控制。秘密侦查权属于国家公共权力,理应加以约束和规范。正当程序是权利的保障机制,在秘密侦查中必须严格遵守正当程序,每项制度的设计应高度符合正当程序。在西方法治国家,秘密侦查受到了严密的法律规制。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与制定法在秘密侦查法治化过程中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依靠制定法对秘密侦查予以法律规制。两大法系秘密侦查法律制度体现出了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特定性原则、司法审查原则等共同的原则。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对秘密侦查的立法是严重滞后的,法律对秘密侦查没有予以系统全面的规定,存在不少缺陷。立法的缺陷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消极后果,不利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背离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基于此,加强对我国秘密侦查的立法规制迫在眉睫。对我国秘密侦查进行立法规制,应本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同借鉴外国相结合的基本理念,在充分考察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秘密侦查的立法、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并根据法治理论、正当程序理论的要求来进行。在秘密侦查应采取的立法模式方面,综合法律模式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在秘密侦查的程序建构方面,应以保障人权为目标,遵循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具体规定秘密侦查的启动程序、实施程序和结果处理程序。除此之外,还须同时完善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程序性制裁制度及国家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