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在国家战略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再次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建设发展的重要主题。在改革开放前期,政府依靠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来调控因经济建设造成的环境问题,这一方式虽然减少了污染排放,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代价。如何兼顾环境建设和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党和政府重点关注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我国市场体系完善,党和政府开始采取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环境税费制度被给予厚望。环境税费是否可以实现污染减排的政策目标,是否可以减轻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造成的经济代价,上述问题的回答对我国环境税费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对环境税费、污染减排及经济增长间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性地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尚未就环境税费对污染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达成一致结论,该问题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同时现有实证文章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因果识别性差。在研究视角上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忽视了微观企业的反应。为补充现有研究所存在的上述不足内容,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论证对环境税费、污染减排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同时为响应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环境税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非预期效应,该领域研究基本空白,本文的研究可以从税收层面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助力。从理论分析来看,环境税费政策可以影响污染减排的主要作用原理是国家行政部门依据微观主体所排污的污染物产生的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来收取相关费用,从而可以将排污主体造成的外部损失进行内部化处理,进而矫正微观主体的污染排放行为。污染排放主体会衡量为实现减污的处理成本和维持当前排放状态所需负担的税费来选择处理方式。若税费较之企业的减排费用更高时,为最小化成本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排污主体会选择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一抉择过程会一直持续到税费和减污费用相等即污染的最优水平。因此收费标准是环境税费制度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企业是否实施减排举措。而环境税费政策可以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原理依托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理论。为应对污染减排成本的提高,企业会根据自身状况实施应对举措以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经济发展到曲线拐点左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较低,此时“成本遵循效应”要强于“创新补偿效应”,环境税费政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当经济发展处于拐点右侧,多数企业具有了较高的技术水平,这时“创新补偿效应”更强,环境税费政策不会再抑制经济增长。多数学者已经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的适应性,并发现中国经济仍处于拐点左侧,因此如何选取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缓解污染减排和经济发展矛盾是政府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当前我国为实现污染减排目标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包括两种类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命令控制型规制下微观主体很难调节政策产生的影响,只能被迫承担减污的压力,较高的处罚力度使得在实现减排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了经济增长。而激励型规制则给予了微观主体自主选择的权力,激励减排费用较低的企业可以更多的减少排放,从而充分发挥了异质性主体在协调污染治理和经营绩效均衡发展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污染减排和经济增长间的矛盾。为验证上述理论分析的内容,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环境税费政策的演进历程,巧妙地选取了二氧化硫排污收费标准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2005-2013年地级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细致考察了环境税费对污染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环境税费实现了污染减排的政策目标,且未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在剔除同期其他政策的干扰后,回归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税费在东部地区和财政盈余水平较高的地区政策效果更显著。宏观影响的根源在于微观主体的行为,本文使用2005-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微观主体为实现污染减排目标所使用的主要方式。微观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污染企业短期内主要通过缩减规模、增加末端治理来实现减排目标,同时企业也有进行绿色创新转型的倾向。进一步探讨中分析了二氧化硫排污收费标准改革对碳排放影响的非预期效应。自习近平主席于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二氧化碳减排成为十四五时期的重要课题。微观机制分析部分通过实证检验得知企业短期内主要通过缩减生产规模和增加末端治理来实现二氧化硫的减排。而上述减排方式均可能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产生非预期效应。缩减生产规模会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这会同时减少二者的排放。而末端治理方式主要通过化学反应分解污染物,但有机污染物分解后便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二氧化碳;同时末端处理装置的运行需要增加电力消耗,而火电占据我国总电量的70%以上,这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因此改革对碳排放造成的非预期效应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回答。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实证分析数据采用2005-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结果发现改革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非预期效应,这不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内容,本文提出了以下针对性建议:第一扩大环境税费征税对象的范围,把二氧化碳列入收费对象中。从全球变暖的大趋势及我国保护环境的基本观念来看,从宏观税费角度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调节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一种重要举措;第二根据地区特征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环境税收政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间存在的差异较大,当前一刀切的环境税费政策难以做到因地制宜。为缓解这一问题,更好地实现环境税费的政策效果,可以对地区适当放权,让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真实状况合理制定税收标准,同时应完善征管能力,努力提高征税效率;第三健全企业环境税费的优惠措施,缓解企业转型阵痛。创新成果的转化需要较长的研究周期,而这期间企业因研发绿色专利而投入的资金无法有效转化为产出成果,会对企业的资金周转和持续经营造成较大压力。为有效缓解企业在进行绿色创新转型过程中的困难,可以通过完善环境税费的税收优惠,给予投入创新的企业周转资金的支持。这一举措同时可以激励污染企业进行转型投资,进一步实现社会污染企业的整体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