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各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大量的民族习惯,并在实践中长期适用,已成为当地维护秩序、解决纠纷必不可少的社会规范,而作为国家自上而下进行治理所依据的地方立法,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与民族习惯产生了矛盾、冲突,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呼吁社会多元共治,这其中便要求社会治理规范的多元,然而地方立法作为国家制定法的一环,却并非实现社会治理的唯一途径,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民族习惯在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并通过多途径实现地方立法与民族习惯的良性关系,使二者共存。作为黔南民族地区的一种社会规范,民族习惯早已不仅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而是已渐渐成为当地法律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为了在保持民族习惯发展特色的基础上对地方立法进行细化,寻求地方立法推动民族地区法治进步的现实路径,黔南民族地区积极采取措施,创新性的利用“志愿服务”,兼顾民族习惯特色,也充分体现了地方立法的精神,其既改造了落后且与制定法相冲突的民族习惯,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法制宣传教育、建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黔南民族地区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因地制宜的进行民族地区发展,并通过实际行动来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地区的制度建设,不失为实现地方立法与民族习惯良性关系的成功范例。本文以黔南民族地区的“志愿服务”为核心,首先详细介绍了黔南民族地区三个村镇的“志愿服务”实例,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其所关涉的地方立法与民族习惯,进而对地方立法与民族习惯的一般关系与可能冲突进行探讨,分析实现二者良性关系的表现与缘由,并提出进一步的实现路径,进而从“志愿服务”的经验中提炼出完善地方立法与民族习惯良性关系的处理模式,使二者在社会变革与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优势,真正提升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