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是一场以盲目开展追求经济建设高指标为基本特征的群众运动。“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大跃进”时期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其特殊性在于,它既由“大跃进”运动所派生,同时又为“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开展发挥着自身的独特功能。“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文艺运动或文化运动,其直接动因在于为“大跃进”的社会动员服务,是社会动员的一种手段。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模式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热点领域,本文以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与“大跃进”发动时期的社会动员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试图探究新民歌运动在“大跃进”运动的动员过程中所起到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大跃进”运动之所以能够被动员起来的原因。从宣传动员的方面看,新民歌运动不仅仅包含了传统的文字宣传形式,还结合民歌的特点创造了赛诗会、社会主义歌咏运动等独特的口头宣传形式,并且与当时的生产“大跃进”、扫盲运动和新壁画运动等相结合,扩大了运动的影响力；从组织动员的方面看,除了利用既有的组织动员体系,还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按照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金字塔式的层级动员结构,通过对动员效果的定期检查和被动员者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形成了严密的动员网络；对于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通过交心运动实现知识分子的自我忏悔与皈依,又利用公开的论争批判不同意见。新民歌运动中对于“大跃进”运动前景的幻想、对于“浮夸风、共产风”的颂扬以及对所谓保守落后的批判,充分反映了“大跃进”运动时期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生态。这种以党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式的动员方式在高度集中地政治经济体制下具有极高的效率,但是乌托邦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这些与“大跃进”运动相伴而生的错误观念,却将运动引入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