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乡间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受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两性分工影响,产生了基数庞大的留守妇女群体。丈夫的外出务工,让留守妇女被迫独自面对沉重的经济困境、劳务压力、子女教育和婆媳关系等诸多难题,心理问题和情绪压力加剧。相关研究指出,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全国均值,焦虑、抑郁、悲伤、人际关系敏感等不良情绪突出。基于此,本文聚焦于留守妇女不良情绪的改善,通过运用理性情绪疗法介入一个案留守妇女的非理性信念,缓解其情绪压力。笔者与案主同居一地,恰逢疫情期间,案主出现严重的情绪不良问题,给予了笔者与之建立专业关系的契机。通过运用半结构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对其基本资料进行收集,并利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量其情绪及心理状况,确定案主存在孤独、焦虑恐慌、抑郁悲伤、无助疲惫、厌恶回避、敏感多疑等诸多不良情绪,后与之协商,正式建立专业关系。基于此,笔者与案主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访谈,发现其存在明显的归因偏差问题,并察觉出其背后所支撑的部分非理性信念。由此,笔者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选择了理性情绪疗法作为介入框架,并结合人本主义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的相关要素,与案主协商制定了介入计划并开展专业服务。通过前期充分与案主建立一种安全信任的专业关系,使其将不良情绪及成因问题完全暴露,发现其不良情绪是由于留守生活的客观现实压力和对留守生活的主观非理性信念所共同导致的,且后者的表现尤为突出。由此,笔者着重利用辨析、对质、澄清、替代性选择、去灾难化、理性功课等技巧帮助其纠正非理性信念,重建理性信念,并辅之以一定程度的情绪和工具支持,以使其在留守处境中认可、接纳并拓展自己的生活。在具体的介入中,笔者发现留守妇女非理性信念的形成受到社会认知、原生家庭、人格特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通过理性情绪疗法的介入,有助于打破外界内化在留守妇女群体认知层面的某些非理性信念,帮助其跳出认知局限,激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其对自我生活压力和不良情绪的调节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