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对顾炎武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试图在考察顾炎武的主要教育活动与探究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因缘、主要内容、结构体系、特质与主旨、影响与地位等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尽量准确而全面地还原顾炎武教育思想的历史面貌。　　本文通过对顾炎武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顾炎武不但是一位思想家和学术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有着丰富教育思想、形成了完整教育思想体系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儒家教育大家。　　首先，本文首次比较清楚地考证了顾炎武的授业弟子与教育活动情况，考证并论述了其教育思想形成之因缘。　　本文通过对其生平事迹与主要社会活动的考察后发现，顾炎武不仅从事过不少如教徒授业、讲学辩论、社会教化、研究著述等直接与教育有关的活动，还从事过其它或多或少带有一定教育目的的活动;通过对顾炎武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环境、学习成长与个人际遇、个性特征及其思想渊源的考察后发现，顾炎武的教育思想有着独特的形成因缘与深厚的儒家渊源。　　其次，本文通过对顾炎武丰富的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后发现了一个与学界主流观点相反的重要事实，即顾炎武在学校教育、推行教化、改良风俗、为学治学、取士选才等诸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并形成了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结构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在学校教育方面，顾炎武针对当时学校生员教育的积弊，发出了“废天下之生员”的呐喊，主张以经史及世务等“实学”作为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改革生员制度、限制生员数额与改革考试制度等一系列学校教育改革建议;　　在社会教化方面，顾炎武主张“教化为先”、“教化为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求君王、朝廷甚至每个人都为道德仁义之彰显负起责任，从而将道德教化问题提高到关系天下兴亡的高度，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推行教化和“正人心、厚风俗”的措施;　　在为学治学方面，顾炎武反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经学观、“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等治经方法，以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两大治学原则，继承并论证了前人提出的“六经皆史”的学术观点，并明确主张学者要博通经史，通当世之务，以经世致用，以“明道救世”，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在选才取士方面，顾炎武提出了“辟举”选才、废除“八股”取士以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科举的建议，以选拔出优秀的经术治国人才。　　本文在考察上述教育思想观点的内在联系后发现，顾炎武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自孔孟以来的中国古代儒家教育传统，而且，他对中国古代教育历史所做的归纳和总结，与其针对当时社会现实与教育状况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实际上构建并完善了以儒家理论学说为指导思想的、以儒家经典史籍为教育内容的、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为一贯目的的、以实现儒家社会“政治”理想为最终目的的、以经邦济世与明道救世为主旨的、由家庭教育、个人治学、学校教育、社会教化、养士取士、科举选才等各个方面组成的中国古代儒家教育体系，因而为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本文对顾炎武教育思想的特质与主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了与以往论著不同的见解。　　本文认为，顾炎武的教育思想有一系列独特的品质，其主旨包括正心厚俗、修己治人、通经致用、明道救世，实现“政治”。他所有的教育主张都是围绕“明道救世”这一教育宗旨服务的，都是为实现其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服务的。　　最后，本文在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学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顾炎武教育思想的影响与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价，得出了与学术界主流观点迥异的结论。　　本文认为，顾炎武的教育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归纳、总结、继承和发展，为传统经学教育与学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为中国古代儒家教育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其说顾炎武是爱国主义教育家或民主启蒙教育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既典型又有独特个性与创见的儒家教育大家，是中国古代儒家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