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20世纪90年代转向政治哲学研究，其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话语民主。如果将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比作笛卡尔的知识树，那么交往行为理论就是根，话语伦理学就是枝干，而话语民主就是果实。交往行为理论是话语民主的理论基础，哈贝马斯将制度的合法性或者说民主归置于公共领域的自由、无强制的、平等的对话，从而将民主与交往联系起来，赋予民主以规范的基础。话语民主是交往行为理论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 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作为西方两种政治哲学传统，它们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哈贝马斯在话语理论的平台上对二者进行整合，提出了超越二者的第三种民主模式：话语民主。他通过对共和主义人民主权概念的新诠释，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整合起来，提出了自由共和主义的新概念，实现了对西方当代政治理念的重建。 苏东剧变是话语民主理论的催生剂。在反思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立足于其话语民主理论的社会主义理念，将话语民主理论应用到未来社会主义理念的建构上。激进民主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激进民主是话语民主的未来应用形态，是保持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所必需的民主意识。哈贝马斯认为话语民主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他由民族国家切入，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由于自身的困境以及现实的挑战而必将被超越，世界公民社会将成为国际政治的新模式。当今社会正处于由民族国家到世界公民社会的转型期，对话和商谈机制是世界和谐的保证。 本文从话语民主的理论基础、理论内涵、未来向度及理论延伸四个方面来梳理话语民主理论，并寻求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