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署办公自古有之,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时期,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展成为一项特殊的地方政治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合署办公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在社会实践中愈发显目。在2018年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党和国家机构设立合署办公或者积极探索设立合署办公。在新时代语境下,合署办公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但多数学者是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少有学者从法学角度进行阐释。有别于传统合署办公的内涵,本文以新时代为背景从法学角度阐释了合署办公的新内涵,它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享有职权的党的机构或者国家机构组建为一个机构,新组建的机构享有原机构的所有职权,对外以原职权机构名义行使相应的职权、承担对应的职责。目前我国合署办公的规范化和法治化程度还不高,主要表现为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规范数量较少、规范密度较低。因此,我国合署办公的法治化水平亟需提高。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探讨合署办公的法治化问题:第一部分探讨合署办公的内涵与外延,通过考量合署办公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渊源,结合新的时代背景重新明确合署办公的定义与特征,将合署办公划分为党的机构合署办公、国家机构合署办公和党政机构合署办公三种类型。第二部分阐述合署办公的合理性,主要从协同治理理论、自发演进理论、廉价政府理论和党的强化领导理论展开分析。第三部分剖析合署办公的法治困境,分析合署办公存在的设立标准模糊、权责界限不清、监督制约失衡及党务和国务混同等法治困境。第四部分阐述合署办公法治化的塑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明确合署办公设定标准,主要从合署办公的创设主体、适用范围和内容限度三个方面探讨。二是厘清合署办公权责界限,主要从构建合署办公清单制度和创建特殊的权责规则两个方面进行。三是构建监督制约机制,主要从公权力对合署办公的监督和私权利对合署办公的监督两个方面阐述。四是明确党务和国务的区分标准,主要通过法律关系区分法、职权性质判断法和行为分段法进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