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533条吸收了原司法解释,进而确立了情事变更制度,并引入了再交涉,体现了我国立法的与时俱进。同时也应注意到,《民法典》有意避免再交涉的法律属性争议,采取“可以”的折中表达,且法律规定较为抽象,无论是学者还是司法实务都未达成共识。鉴于此,融合了多种研究方法,遵循“从应然到实然、最后回归应然”的路径,对再交涉进行了研究。首先,论证再交涉义务的正当性,为下文的研究奠定基础。再交涉之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并最终为《民法典》所采纳,是因为该制度具有正当性:不仅有深厚的法理基础,还有利益协调的正当性以及社会效果的正当性。再交涉义务源于诚实信用并兼顾契约自由、回归契约的交涉本质,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回应法院的合同调整权限以及促进效率价值的实现。其次,明确再交涉义务的规范定位。从再交涉的域外实践以及我国的立法沿革梳理出再交涉的立法演变;进而从规范意旨、规范属性以及规范释义三个角度,探究《民法典》中再交涉的立法本意,厘清再交涉的规范定位。再次,从两方面对再交涉义务存在问题予以分析。一方面,再交涉在立法上存在不足之处:再交涉的法律属性存疑、内容不具体、制度的功能定位模糊以及违反再交涉的法律后果不明确;另一方面,法院在司法实务中适用再交涉存在难点:再交涉的认定困难以及裁判说理不充分等。最后,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探究再交涉义务的应然状态。具体而言,在性质上“重新协商”类似于不真正义务,内容上仅指不利益方启动交涉程序,即界定为狭义再交涉义务。而对方回应协商以及双方善意交涉的义务并不属于狭义再交涉义务范畴,其来源于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再交涉作为前置性程序,应当及时启动;再交涉期间不中止合同履行,对方也不负有同意义务。违反狭义再交涉义务的,将承担不利益;违反回应义务以及善意交涉义务的,将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当然,当事人可以事先约定排除适用再交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