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固定汇率制的终结给衍生金融工具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机会。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本质是一项合约，在合约签订时其未来发生的可能性及金额还不能得到确定，所以按照传统的会计原则，难以将其确认为资产或负债，也无法对其具体金额进行可靠计量，只能作为表外项目加以披露。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这种会计政策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迅猛发展，已不能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交易者的风险信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风险，导致了风险积聚。而因此，理论与实务界均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并催生了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财务会计改革。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催生的财务会计改革的目的是建立起一种新的会计预警系统，及时揭示和披露交易决策的相关信息，引导衍生金融工具的有效运作。美国财务会计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通过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长期研究，曾先后颁布规范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参考。我国于2006年2月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以及列报与披露，做出了明确规定。本文研究的会计政策在企业会计准则中专指企业采用的具体原则和采纳的具体核算办法。本文从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义、分类与特征入手，充分说明了衍生金融工具作为规避风险和产生风险的“双刃剑”对于金融与经济运行的双重效果。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并不符合传统会计规范关于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的规定，对传统会计理论带来了挑战，所以对于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应当另行制定标准。本文以美国财务会计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近二十年发布的有关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为基础，系统论述了衍生合约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问题。之后，本文在回顾了我国金融企业会计规范发展历程后，介绍了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相关规定，并与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做出比较。接着，本文根据中外商业银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政策的现状，分析了商业银行制定相关会计政策的现实选择和未来走向。最后，本文以作者的工作单位——中国工商银行作为个案分析，从工作实际出发联系衍生金融工具理论的研究对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如何遵循新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政策提出对策和建议。本文的主要写作目的在于为商业银行如何立足于目前我国的会计环境，制定适宜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政策提供理论和实务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