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认为：“被人尊重和信任的欲望是人类天性最深刻的冲动”,信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如同空气对生命般不可或缺的作用。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没有信任,我们认为的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当今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及全球化的条件下,信任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中心问题。”信任领域的研究已经证明,情感和认知的前提都能影响信任(McAllister,1995),但这些研究更多集中在认知领域(Kramer,1999; Lewicki, Tomlinson,& Gillespie,2006)。因为大量的信任模型都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该假设认为信任他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过程,因此该领域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了解信任的认知前提,很少研究非常明确的检验情绪状态是怎样影响信任的(Dunn & Schweitzer,2005)。由于信任决策往往都是在情绪刺激环境中做出的,因此理解情绪状态是怎样影响信任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通过易得性启发式(available heuristics),积极情绪能够促进(或减少)信赖感的产生,从而增加(或减少)信任。本研究将积极情绪同易得性启发式联系起来提出假设,并且运用来自行为经济学的信任博弈实验来检验这些假设。情绪(心境)一致性模型与启发式依赖模型都预测,当人们初始倾向于信任时,积极情绪会增加信任。而当人们初始倾向于不信任时,两个模型做出相反的预测,情绪(心境)一致性模型预测增加信任,而启发式依赖模型预测减少信任。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当关于另一方的线索(易得性启发式)促进信任时,积极情绪会增加信任；当有关另一方的可得线索都促进不信任时,积极情绪会增加不信任。另外,启发式依赖模型认为,由于积极情绪会增加群体内的启发式依赖,因此与群体内成员相比,积极情绪会加深群体间成员交往时的不信任。由此得出本文的假设,与中性情绪的群体相比,积极情绪的群体会更不信任群体外成员。实验一及实验二的设计是为了验证与情绪(心境)一致性模型相比,启发式依赖模型是否能够更好地解释积极情绪与信任间的关系。这两个研究检验了在有关于对方值得信赖(或不值得信赖)的线索条件下,积极情绪是怎样影响信任的。在这两个研究中,积极情绪和信任的关系受到对方是否值得信任的线索(易得性启发式)的调节。实验一的结果显示,当给予对方是值得信任的明确线索时,与中性情绪相比,在积极情绪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信任行为(如在信任博弈中送出更多的钱),而当对方不值得信任时,数据恰好相反,与中性情绪相比,积极情绪的被试表现出更少的信任行为。实验二与实验一的设置相同,区别在于给出的信任线索比较隐蔽,实验二的数据结果与实验一基本一致,当对方显得值得信任时,积极情绪增加了信任；但当对方显得不值得信任时,积极情绪降低了信任。实验一和实验二检验了在人际交往的情境中,易得性启发式会怎样调节积极情绪对信任的影响。实验三将背景扩展到群体间交往的水平上,并且根据启发式依赖模型的预测,提出积极情绪可能会导致群体间不信任的增加。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群体背景下,积极情绪条件的被试送出的钱数少于中性情绪条件下的被试。从而可以推论,积极情绪确实能减少群体互动过程中的信任。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启发式依赖模型的预测：与中性情绪相比,当易得性启发式促进信任时,积极情绪的被试显示更多的信任；当易得性启发式促进不信任时,积极情绪的被试表现更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