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立法中,危险犯仅仅是少量存在。但是刑法理论研究上,危险犯却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其涉及刑法的很多基本理念：违法性的实质、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的关系、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划分、犯罪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对应等等。尤其在现代社会,危险的急剧增加导致立法者频频使用危险犯(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司法实践中也经常面临危险如何判断的问题。因此,危险犯的研究已经成为各国刑法解释学上的“宠儿”。但是,这个“宠儿”在中国刑法中却面目模糊,未展开深入研讨。这种模糊,一方面源于中国危险犯理论研究自身的薄弱,仅从既遂而非犯罪类型的角度探讨危险犯的独立价值；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既有的危险犯理论与引入的德日刑法学危险犯理论的冲突,毕竟两者建构在不同的刑事立法与犯罪论体系之下。然而,冲突尽管存在,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国刑法理论中危险犯的许多概念,如实害犯与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与和抽象危险犯、过失危险犯等都来源于德日刑法理论。因此,我国在危险犯的研究中,对德日刑法理论的借鉴毋容置疑。本文即以此为着眼点,从德日刑事立法、司法、理论研究对危险犯的探讨中发掘危险犯的真实问题,依托于我国的刑事立法,结合我国的具体司法实践,从我国的犯罪学体系中给出属于自己的回答。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德日刑法与我国刑法对危险犯立法规定的比较分析中,总结出危险犯的立法观念。德日刑法对危险犯的立法源远流长,广泛存在于刑法之诸多不同领域——从对付简单的醉酒驾驶到对付有组织犯罪及恐怖主义组织,并能通过“……危险”的立法字眼大致清晰地划分出属于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个罪类型。而我国危险犯的立法面较为狭窄,主要集中于公共危险犯罪、食品医药类犯罪以及妨害公共卫生类犯罪中,且立法上对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之间没有清晰明确的划分界限,因而个罪的归属类型在学界争议颇大。但总体来说,无论是德日刑法还是我国,危险犯的立法都呈增长趋势。通过对这种增长趋势的分析,笔者发现,这一方面是因为危险犯本身具有规制犯罪尤其是重大公共法益犯罪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却是源于法学界对社会学界提出的“风险社会”的误读。“风险社会”的“风险”完全不等同于传统刑法规制的“危险”,因而不能盲目扩充危险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第二部分是从德日刑法与我国刑法对危险犯的理论比较分析中,总结出我国危险犯的基本内涵、外延及应有的体系定位。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将危险犯与结果犯、行为犯并列,定位于犯罪既遂的一种类型,而这正是桎梏危险犯理论纵深发展的主要原因。危险犯作为犯罪的基本类型之一,具有与实害犯完全不同的构成要件,而不仅仅是既遂标准的不同。我国应该借鉴德日刑法中危险犯的合理内核“法益危险”,重新界定适合我国刑法的危险犯概念——法定危险犯,并厘清以行为与结果(法益侵害结果)是否同时发生作为划分依据的结果犯、行为犯的关系——具体危险犯归属于结果犯,抽象危险犯归属于行为犯。第三部分是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类型及具体构造分析。德日刑法中,尽管都存在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且符合刑法规范构造及法益保护的发展方向,但就目前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很难认可过失危险犯的全面铺展。刑法典第330条、332条、337条是“不典型”的过失危险犯,其对“危险”的规定是为了解决“实害”认定上的困难。而故意危险犯,则可以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两者规范构造完全不同,必须认真对待。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危险,不能用“行为着手”等泛泛危险的出现替代,可借用德日刑法中的危险判断规则进行分层判断。具体危险故意是一种独立的故意类型,不等同于实害故意。抽象危险犯是以行为的实施替代危险判断的犯罪类型,是一种立法推定的危险,不能简单以刑法典“第13条但书”的明确规定为由进行直接的出罪化处理。抽象危险故意通过对行为的故意进行界定。第四部分是我国刑法中危险犯的停止形态研究。危险犯作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类型,当然有其犯罪的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只是由于危险犯独特的结构及立法上对危险犯与相应实害犯、过失犯的规定模式导致我国危险犯的形态之争异常激烈。危险犯是本来的既遂犯而不是法定的既遂犯,其与相应实害犯的关系是基本犯与情节加重犯的关系。其既遂标准是“法益危险状态的出现”,在法益危险状态出现之前,危险犯的未完成形态都有成立的空间,但一旦出现法益危险状态,犯罪即告既遂,不存在“既遂后中止”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