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以何其芳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以整体性的眼光审视何其芳文学思想的建设性和矛盾性。将何其芳文学创作中体现的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文本中生成的文学思想等量齐观,共同作为构建何其芳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石。将视阈深入到何其芳文学思想形成的社会现实语境中,分析其艺术性追求与政治性诉求的矛盾性,诗人气质与主流批评家身份角色认同的冲突性,以及“旧我”与“新我”、“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纠葛,同时,深入剖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与建国后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转变、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心理以及何其芳自身的性格禀赋,多维度地阐释何其芳文学思想的矛盾性及其形成动因。该文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明确论文的选题意义,梳理何其芳研究的概貌,阐明本论文的研究价值、方法和创新点。该文把何其芳置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并将其与某些“权力批评家”相比照,凸现何其芳的意义和研究价值,正视其文学理论的建设性和矛盾性是何其芳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该文选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何其芳研究的整体风貌加以“概观周览”,发现其中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开掘的空间。该文着眼于整体性的观念、系统性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批评与创作、个体与时代、历时性与共时性、个性与共性、继承与超越、贡献与局限、成因与表现等要素的辨析,开掘何其芳文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典型意义。第二章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何其芳文学思想的发展理路。何其芳文学思想的演进路向是曲折多变的,大体经历了形成、转型、反思、检讨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刚踏入文坛的何其芳崇尚“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初步形成了他对文学的体认和感悟；延安时期是他思想的转型期,他开始用毛泽东文艺思想来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文艺观；建国十七年则是他系统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批评非主流思想的反思期；文革时期他的文学思想则表现为“愚忠”式的检讨。总体观之,何其芳的文学思想鲜明地烙刻着时代印记。第三章力图建构出何其芳相对完整的文学思想架构,并将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作为一个运动、流转的整体来看待,以考察其随时代流变而做出的相应调整,包括对文学本质论、文学体式论、文学方法论、文学鉴赏论等论阈观点的变化。第四章对体现何其芳文学思想的经典文本进行细致地梳理与阐析,深入发掘其文学思想中的闪光点,主要选取《关于现代格律诗》、《论阿Q》、《论〈红楼梦〉》和《关于现实主义》这几个经典文本作为个案研究,运用“历史还原法”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探讨其具体内涵,阐发其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价值和独特贡献。第五章是该文的重点,主要分析何其芳文学思想的矛盾性。首先,阐析何其芳文学思想的矛盾性的具体表现：在新诗理论的倡导上,何其芳总是在强调诗歌内容的前提下进行形式探索,在承认民歌体可以作为新诗的体裁之一的前提下倡导现代格律诗；在探讨文学典型问题时,他坚持在对阶级社会中文艺现象进行阶级分析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典型“共名说”；在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上,他始终在毛泽东的《讲话》框架内加以阐释。其次,探讨何其芳文学思想的矛盾性形成的复杂动因。一是,何其芳作为带有忧郁气质的现代派诗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双重角色认同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二是,何其芳被动参与文学论争时的矛盾心态与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询唤的思想冲突所决定的。三是,与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转变、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心理以及自身的性格禀赋有关。最后,为了更明晰地凸现何其芳其人其文的典型性,将其与周扬加以比较。虽然在“十七年”期间他们同为文艺界的领导,同为权力话语的阐释者,但是,何其芳的文学批评尽量在文学范围内探讨文艺问题,在相对宽松的语境下,提出了如“共名说”那样有建树的学术观点,而周扬则紧跟政策,将文艺看作政治的风向标、晴雨表,并通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阐释来树立自己在文艺界的权威,对“异端”大加挞伐。当然,该文并未因此抹杀周扬在新时期反思人道主义等问题上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倍感遗憾的是何其芳没有迎来新时期文学艺术的“春天”就溘然长逝。基于何其芳文学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该文从社会学、发生学、心理学、哲学、文化学等多维视角切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进行研究,综合运用文本细读法、比较法、辩证逻辑法等具体方法,对何其芳的文学思想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与探讨。该文力求客观、全面地把握何其芳文学思想的贡献与局限,力求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以富于启发性的论述,丰富何其芳研究的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