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如何将东方文明介绍给世界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翻译工作者面前一个迫切的任务;如何翻译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已经成为当代译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作为中国近代中学西渐的先驱,辜鸿铭(1857-1928)早在一百多前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答。辜鸿铭是中国近代名噪一时的国学家和翻译家,他在清末民初积极用中英文著书作文,坚持批评西方文化,倡导儒家文化。他的译著《论语》和《中庸》等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由于辜鸿铭被界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国大陆学界对辜鸿铭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对其翻译进行研究就更少。随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热”的兴起,人们对辜鸿铭这位文化“怪杰”的研究不断深入,对其翻译的研究也有成果出现。这些研究一方面集中于文化、历史研究,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对辜鸿铭翻译原则和技巧的分析评价。这种研究模式主要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领域,没有将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实践进行跨学科研究。这与译学理论领域的“文化转向”相比处于滞后状态,故此对辜鸿明翻译活动进行的解读和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采用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eLefevere)的“改写”(Rewriting)理论框架,分析辜鸿铭英译儒经在西方取得成功的原因,探究意识形态与诗学规范对辜鸿铭选择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时的影响。文章以辜译《论语》、《中庸》为例,对辜鸿铭的翻译实践进行个案分析。研究表明,辜鸿铭在多重意识形态和西方诗学传统的制约下,对译本进行了大量改写和操纵,以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揭示译本改写背后的社会文化制约,显示出不同文化之间翻译活动的非对等性,为理解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一种新的视角。